Re: [問卦] 如果228時不鎮壓 台灣會怎樣？

228不過是歷史必然，但是台灣人至今不清楚其中的故事才是仇恨的開端，要放下仇恨，你必須先看看裡面的人的故事。台共也是台灣人，台籍菁英對比現在的民進黨菁英，只能說民進黨求生意志青出於藍。以下文章來源自fb 徐宗懋圖文館。

台南人簡吉：2.28事變「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政委

1947年2月28日，台灣爆發全島民變，中部和嘉南地區出現兩場組織性的武裝抗爭，其中嘉南爆發2.28事變中最具規模的槍戰。由嘉義人張志忠擔任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武裝工作部（中共台灣省工委武工部）部長，組織了台灣史上第一支共產黨武裝部隊「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張志忠出任司令員，政委則是台南人的中共黨員簡吉。由於張志忠具有武裝鬥爭的組織與實戰經驗，戰鬥遭挫後，他們很快地就撤離，全身而退。

1915年，嘉南地區爆發慘烈的噍吧年事件，雖然被日本軍警強力鎮壓下去，但勞苦大眾遭受剝削無以爲生的社會病源並沒有解決。事實上，隨著殖民經濟統制體制進一步深化，總督府與南部農民勞工階層的矛盾並沒有解除，反而以新的型態爆發。

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左翼的思潮席捲世界，台灣的農工運動以及共產黨組織也隨之誕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農民組合與台灣共產黨，而引爆事件的火種則是殖民當局連同大地主剝削蔗農的抗爭事件，以及一連串逐漸升高的農民抗暴運動。其中最有名的領導者是簡吉、李應章、劉崧甫等抗暴英雄。 製糖業是日本統治下典型的殖民經濟。日本根據台灣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選擇發展製糖業，以供出口賺取利潤之用。其方式是扶植特定的大地主，僱用貧窮的農工，壓榨農民的血汗，以取得龐大的經濟利益。為了爭取本身的權益，蔗農群起反抗地主和殖民當局，此為日本殖民時代台灣農民運動之始，隨後不斷爆發蔗農抗爭事件，領導人是來自彰化二林的李應章。他從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年輕時就受到孫中山國民革命思想以及五四運動的影響，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他帶領二林鄉人對日本殖民當局展開激烈的鬥爭，原因是殖民當局為了經濟利益，強迫農民種植甘蔗，又夥同大地主「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強制以低價收購甘蔗收成，造成蔗農無法生存，苦不堪言。

1925年，李應章組織二林農民組合帶頭抗爭，衝擊日本當局，由於李應章傑出的組織能力，講出勞苦農民的心聲，農民組合參與者日眾，最高達5000多人。這年10月，農民組合在與蔗糖公司交涉時爆發激烈抗爭，有93名組合成員遭到逮捕，並被施以各種殘忍的酷刑。李應章本人亦遭逮捕，被判處8個月，其它另有25人遭到不同刑期的牢獄之災，史稱「二林事件」。至於劉崧甫，來自彰化二林望族，自小受漢文教育，具有濃厚的中華民族思想。他在學校就讀時就認識了李應章、蔡淵騰、詹奕候等人，後來都成為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他們開設講座，教導農民爭取自己的權益，批判殖民當局種種剝削農民的政策。二林事件中，劉崧甫亦遭到逮捕，服刑6個月。彰化二林事件鼓舞全島農民的抗爭意識，其中最有名的組織者和領導人則是來自高雄鳳山的簡吉。

簡吉最早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擔任教職工作，生性好打不平，他看到農民受到殖民當局剝削的悲慘生活，決心辭去教職，全心投入農民運動。。李應章成立全台第一個農民組合「二林蔗農組合」。簡吉則在山成立「山農民組合」，成為職業運動家，在各地農村奔波
演說。1926年8月，台灣農民組合成立於山，由簡吉出任中央委員長，展現領導能力，將台灣農民運動推向高峰。
1926年，簡吉與趙港、楊逵等組織台灣農民組合，出任中央常務委員，並代表台灣農民出席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由於在生產結構中，台灣農民與日本農民都受到當局與大地主的嚴重剝削，民不聊生，雙方很快就相互支援，包括日本勞動農民黨決定派遣黨員古屋貞雄律師來台指導，雙方會合聲勢浩大，由於思想綱領接近，農民組合很快就與共產主義運動結合。

1928年4月，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於上海成立，簡稱台灣共產黨，成員包括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潘欽信、林來旺、張茂良、謝雪紅等，中共亦派代表參加，其中翁澤生同時具有中共和台共雙重身分。台灣共產黨成立的時代目標是從日本殖民統治中實現民族民主解放。由於解放農民的目標與農民組合的綱領一致，簡吉很快就表示支持台共的運動方向。1927年，日本律師及社會運動家布施辰治在豐原演講，簡吉擔任引介和翻譯，台下擠滿群眾，在農組與文協的協助下，簡吉陪同布施辰治奔波南北21處，演講32場，影響重大。

1928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日本左翼政黨，大批日本共產黨員遭到逮捕，勞動農民黨、全日本無產青年、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等團體被命令解散。至於在台灣，1931年，殖民當局同時下令解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以及農民組合等團體，並進行大逮捕行動。簡吉則更早在1929年2月遭到逮捕，被判1年，出獄後二次被逮捕，被判10年牢獄，為台灣窮苦農民抗爭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農民組合不僅批判殖民當局與大地主的共同壓迫，對嘉南大圳的興建的批判也不遺餘力。興建大圳的目的，簡單說，就是在嘉南平原的廣大稻田之間，興建了大型儲水設備以及運送水資源的渠道，保證氣候炎熱的嘉南地區在三期稻作中都不會有缺水的問題。這種作法實現了嘉南三期稻作所需要的設備條件，接下來就是規定大圳所穿越的土地不得買賣，以確保耕地的完整，同時也規定農民生產的嚴苛條件，包括三年輪作給水法以及耕種的農民必須支付水租，透過低價的稻米統購，達到壓榨農民勞力的目的。簡單說，嘉南大圳就是在嘉南平原完成大規模的水利設備，將大批農地公有化，同時驅使佃農扮演農奴的角色，以保證可以取得稻米的大量生產以及豐厚的利潤。1929年，日本著名學者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寫道：「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

嘉南大圳於1930年完成，殖民當局為了掩蓋剝削的真相還拍攝了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並在全島巡迴播映，但受到農民組合成員的訕笑。農民組合的一篇檄文清楚寫道：「兄弟姊妹啊，嘉南大圳竣工啟用的今天，有的說是為了勞苦貧民的福祉─福祉應為『毒死』，有的說是以幸福為名增進下毒的陰謀，任意沒收我們的所有地，縱橫無盡地亂鑿圳路，完全無視於穀物的損失以及民眾的痛苦。……兄弟姊妹啊，請看我們舉家瀕臨餓死的慘澹現狀吧。……請記住以下的三字句：『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兄弟姊妹啊，勿怕犧牲，勇往邁進，展開鬥爭吧。」移居台灣20餘年的日本記者泉風浪目睹台灣農民運動的過程，於1928年出版《台灣の民族運動》，詳列日本殖民時代台灣反對運動，從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以及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有的運動本質上都有著中華民族主義情感的內涵，都是在台灣的中華民族反對異族統治的形式，也是運動推動最大的內在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這些過去反抗日本殖民當局的農民組合英雄則走向不同的政治道路。在國共合作的架構下，台籍中共幹部蔡孝乾和張志忠由延安輾轉回到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委，開始佈建發展黨員，由於追求土地革命，要求實現土地分配正義，對於早年就已經認同台灣共産黨政綱，同時又具有濃厚中華民族意識的農民組合成員而言，幾乎是一拍即合。主要成員簡吉成了光復後第一批加入中共的台灣菁英，而且運用日本殖民時代農民組合的組織和鬥爭經驗，在隨後的228事件展現可觀的戰鬥力。其中關鍵角色是張志忠，他出身於嘉義新港貧農之家，從小就有很強的民族意識，15歲那年由地方仕紳資助前往廈門讀書，在當地與左翼台灣青年共同從事抗日活動。後返台與蔡孝乾、王萬得等人進行反日活動，一度遭逮捕，釋放後又再度赴大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志忠轉往延安，進入專門培養中共幹部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後被派到八路軍從事對日軍的政戰工作。1946年，中共中央派蔡孝乾、張志忠回台發展組織。由於具有軍事經驗，由張志忠出任中共台灣省工委副書記兼武工部（武裝工作部）部長，並且在他的家鄉嘉南地區很快地發展了地下組織。228事件爆發後，張志忠組織了台灣歷史上第一支紅色部隊「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由他出任司令，簡吉代表中共擔任政委，協同和組織武裝民眾在嘉南地區組織武裝鬥爭，也是228事件中唯一較具規模的戰鬥。最後雖然不敵增援的國軍部隊，但因具備組織和軍事作戰的訓練和經驗，張志忠等共產黨幹部很快就轉移陣地，安全撤離，與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臨變鳥獸散，事後悲慘遭遇，形成明顯的對照。

228事件後，台灣民心快速左傾，寄望於新興的中共革命，中共台灣省工委組織不斷擴張。1949年底中共台灣省工委計有17個市（區）、約205個支部，近10個武裝基地，以及省工委直接領導的學生工委、郵電工委以及山地工委。黨員近千人，涵蓋文教育界的菁英、外圍群眾則超過數萬人。基於台灣主要矛盾仍然是農村生產者與土地所有權分配嚴重不均問題，以及從日本殖民時代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延續，嘉南農村與北台灣客家山區，成了台灣人共産黨活動的大本營。又由於他們是在地人，熟悉台灣社會的具體情況，也掌握本地的人胍，出身於農民組合的黨員更具有組織、宣傳以及發動群眾的鬥爭經驗。中共在中國大陸革命成功後，他們的組織目標十分明確，即全力配合解放軍渡海攻台時，擔任軍事導引以及接管各級單位的工作。

1950年初，蔡孝乾遭到逮補投降，供出所有同志，使得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大批黨幹部遭到逮捕。陳福星試圖重建省工委，卻仍在1952年遭到逮捕。被捕者供出同志可以活下來，拒供者則處以極刑。最後近千名中共黨人選擇從容就義。至於李應章化名李偉光，1949年10月1日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的六名台灣人之一，登上天安門城牆，出席中共建政大典。簡吉於1950年被捕，隔年被槍決。張志忠亦於1950年被捕，由於地位特殊。當時國防部政戰部主任蔣經國曾幾次到獄中勸說降，為張所拒，最後延至1954年，張志忠始遭槍決。總計，因拒絕投降被槍決的台灣人共産黨人在一千人上下。其餘年記較輕資歷較淺的共産黨或外圍組織左翼讀書會的成員，則被判刑不同刑期的牢獄。直到1984年，關了34年7個月的共產黨員林書揚和李金土始被釋放。他們是台灣歷史上關最久的政治犯。兩人均為中共台南麻豆支部的黨員，林書揚年輕時即在麻豆參加抗日活動，對馬克思主義信徒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支持，終生不渝。換言之，台灣歷史上關最久的是兩位拒絕變節的台灣人共産黨員。

另一方面從大的歷史角度觀之，蔡孝乾等領導人投降固然是對中共黨組織重大的破壞，但最根本的影響仍是土地改革。由美國協助在日本、台灣和南韓先後實施土地改革，使得共産黨的土地革命失去了社會基礎，缺乏農民的支援，遭到破壞的黨組織已經難以重建。然而也由於土地革命造成的強大政治壓力，催生了台灣的較溫和的土地改革，避免台灣的地主遭到紅色革命殘酷的殺害，也使得廣大貧苦的台灣佃農終於得以擺脫幾個世紀的枷鎖，取得個人與家庭發展機會的均等。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角度，面對來勢洶洶的武裝紅色革命，台灣之外已無退路，對在台灣堅定的共産黨革命分子採取斬草除根的激烈手段，不容許紅色思想和行動死灰復燃，才得以保障台灣免於日後中國大陸各種殘酷政治運動悲慘的命運。

1950年代以後，兩岸走向對立，即使1990年代後追求和解，以及迄今的起起伏伏，直到今天，簡吉、李應章以及張志忠等曾經在波瀾壯闊的台灣史上影響重大的人物，在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博物館、紀念碑均未見一字的介紹 ，彷彿他們從來不存在；相反地，連以被槍決的中共省工委基隆市委書記鍾浩東的事蹟改編的電影「返校」，都刻意隱瞞當事人是共産黨幹部以及被逮捕坐監的是心向社會主義祖國的左翼台灣青年菁英的基本史實，其恣意消費共産黨烈士以牟利的行徑，已經逾越了基本人性。儘管如此，今天同時在北京西山中共烈士紀念碑上卻刻記著每一個犧牲台灣人同志的名字。他們效忠的政治組織每年為他們開追悼會，並誓言不會讓他們白白犧牲，不會讓日本殖民者的各種紀念銘在台灣歷史的紀錄上，繼續踩在他們遭到刻意抹去和遺忘的屍骨上。他們不是「政治受難人」，而是為信仰犧牲生命的中國共産黨烈士，他們的死是自由意志的選擇，而歷史的腳步從未停歇，簡吉、李應章以及農民組合同志在日據時代的抗爭歷史，終有一天會贏得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並在民族和解與復興的洪流中發出光芒。。（全文完）

照片由簡吉的兒子、大眾電腦董事長簡明仁、文史工作者楊渡先生提供。

（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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