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對抗法西斯的足球小史

書名：The Defiant: A History of Football Against Fascism
作者：Chris Lee
出版社：Pitch Publishing
出版年份：2022
ISBN：9781801501859

----------

今年二月俄羅斯在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引發各國譴責與制裁，俄羅斯足球國家隊亦遭國際足總與歐洲足總處以禁賽處分。俄羅斯足球國家隊隊長Artem Dzyuba在多日沉默後於個人社群平臺發表長文，其中痛陳：「為什麼大家都主張體育無關政治（apolitical），但一旦面對俄羅斯，所有人都忘記這項原則了？」

但「體育歸體育」究竟與「傑尼龜傑尼」一樣，是毫無道理的誑語，畢竟近代體育本就圍繞著強國健種的政治目的開展，集體觀看運動賽事的狂喜或失落經驗也提供了去個體化（de-individuation）的機會。足球作為一項廣受大眾歡迎的運動，既有大量的觀賽人口，在媒體上亦有討論熱度，自然會吸引有政治目的的人加以運用。回顧歷史，法西斯與極右政權往往抓緊大眾對於「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這種天真的認知與期待，來宣傳自己的政治野心。

長期經營Outside Write部落格、關注足球文化的英國作家Chris Lee於今年出版的The
Defiant: A History of Football Against Fascism (2022)一書便帶領讀者回顧足球、政治與議題宣傳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書的副標很清楚的說明，Lee的寫作焦點在於球隊、球員個人、以及球迷社群如何抵禦無孔不入的極右思想。反抗方式非常多元：球賽開幕時拒行納粹禮或拒絕與當權者握手；球員加入武裝抗暴的行列，以肉身抵禦侵略；球迷透過和平抗議與抵制行動來表達訴求；也有字面意義上的「透過足球」——比如說1919至
1923年間的加泰隆尼亞球隊CE Júpiter就是真的把槍枝藏在足球裡；而對於二戰時期納
粹集中營的囚犯來說，存活是抵抗的唯一方式，集中營內的足球賽往往能提振他們的精神、免於絕望；當然還有當代常見的，也就是球隊透過組織球賽來傳遞各樣理念，或是球迷透過自發組織營造多元友善的觀賽環境等。但Lee也提醒讀者，歷史上有許多球員本意只是想好好踢球，最後卻被當權者收編為愛國或人權敘事；又或者本該被銘記的英雄事蹟，卻因當事者政治理念不符冷戰敘事而被摒棄於集體記憶之外。不論是出於自我意志的抉擇又或單純的「只是踢個球」，政治與足球，終究不是可以拆分的物事。

全書讀來印象最深的是希臘球員Nikos Godas的故事：Godas本是希臘球隊Olympiacos
Piraeus的中場大將，二戰期間他加入希臘人民解放軍（ELAS），積極參與希臘抵抗運動抵抗，卻在戰後因共產黨員身分被捕並處以死刑。在被槍決前，Godas堅持不戴眼罩，而是改以Olympiacos Piraeus的球衣蒙面，「這樣臨死前的最後一眼，就會是心愛球隊的球衣」。Godas死時才27歲。而近代阿根廷政治受難者的遭遇亦令讀者悚然：1976至1983年阿根廷骯髒戰爭（Guerra Sucia，英文稱為the Dirty War）期間，阿根廷許多足球場館的周
遭建物都成為當權者關押、虐待受難者的場所。許多倖存者回憶，在被關押期間常常一邊聽著足球場群眾傳來的歡樂聲響，一邊聽著肉體被毆打之聲、獄友被虐待而發出的呼救與慘叫。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盃，就是在這樣兩極的氛圍中舉行。

或許是受限於既有資料、採訪對象、以及足球在各地受歡迎程度之不同，The Defiant一書只處理了義大利、伊比利半島、中西東歐、巴爾幹地區與拉丁美洲的足球故事，結尾章則稍稍提及挪威（北歐）、土耳其（亞洲代表？）、與美國的狀況。綜觀全書，Lee不斷強調：足球就是政治。但足球既然可以被政客利用，個人與群體自然也可以透過足球來反抗——只要群眾隨時警覺政治與足球之間的關係，足球就不易淪為野心家的工具。

回到Dzyuba那句「為什麼大家都主張體育無關政治（apolitical），但一旦面對俄羅斯，所有人都忘記這項原則了」，其實也讓人反思什麼樣的人權議題才會被關注、什麼樣的議題又會被無視、被擱置、被排除於當今主流的人權敘事中：彩虹旗幟可以出現在足球場上，加太隆尼亞的黃絲帶卻被禁止；烏克蘭國旗被大眾廣泛接受，而巴勒斯坦旗卻乏人問津，這些對比都凸顯當今人權價值背後暗藏的國際政治角力與商業利益盤算（也就是說，主張「我們是在提倡普世人權而不是進行政治呼籲」也不是沒有問題，群眾也應有所警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