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有雷]《芭比》究竟是不是一部女權電影？

《芭比》究竟是不是一部「女權電影」？問這個問題前，你必須先知道這些事

Crossing Campus 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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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電影劇照。
Photo Credit：華納兄弟　提供

《芭比》的故事，攸關世上所有對立、衝突與矛盾背後潛藏的「存在焦慮」，而電影給了我們一個既溫柔又深刻的答案：原來，我們可以就只是芭比，也可以就只是肯尼，就算是邊緣的怪芭比、艾倫或米奇都無妨。

撰文：陌熙／換日線校園大使

電影《芭比》（Barbie）上映前鋪天蓋地的網路行銷、迷因宣傳，未演先轟動，沒想到實際觀賞過後，發現本片遠「超過」商業噱頭，精準地和電影內容本身「迷因式」的嘲諷台詞相互呼應，可見《芭比》完全是網路時代下的產物。

芭比娃娃在上世紀 50 年代末誕生，如今跨越超過一甲子的光陰，成了真人版（甚至可說是「網路社群版」）芭比，之於當代社會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與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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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觀影熱潮的芭本海默迷因。圖／Dοn@Flickr

《芭比》透過許多人的童年玩具──芭比娃娃，藉以反映當代社會對女性審美的專制與物
化，不僅批判父權體制，推崇女性主義，更巧妙地利用「芭比樂園」（下稱原文
Barbieland）與真實世界間性別權力的相互角力和傾軋，描繪「身而為人」的存在危機。

無論性別、性傾向、外貌、國籍、種族與膚色，皆會碰到困挫：我們生下來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的價值又是什麼？是美貌、身材，還是有車、有房、有錢、有權？

在這層意義上，《芭比》並非一部高呼「女權至上」、大談「女性困境」的說教式電影，反而精準擊中「性別對立與衝突」的核心，即每個人心中多多少少「渴望被看見／肯認」的自我實踐需求。

隨著怪奇比莉（Billie Eilish）的低聲輕吟：＂What was I made for？＂（我生來是為了什麼？）無論男女，心中那股幽微的「我何以存在」的困惑與茫然，被化成音符釋放，時間暫時凝止。

我們接著看見芭比站在「玩具」與「人」的交叉點，試圖感受「身而為人」的種種感動、痛苦與不再完美。那一刻，我便明瞭《芭比》不只是一部女性主義經典教科書，更溫柔地探觸「人何以為人」，這看似嚴肅、實則與所有人切身相關的命題。

本文將剖析本片，藉以論證為何我們不該（只）把《芭比》當作一部「女權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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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e Eilish 獻唱《芭比》電影主題曲。圖／截自 billieeilish@Instagram

典型芭比形象 vs. 當代女性焦慮

作為一部承載諸多社會議題的商業娛樂片，《芭比》的敘事毫不拖泥帶水，開場即透過芭比的日常起居定調 Barbieland 的世界觀，諸如：所有芭比腳底板都「內建」高跟鞋形狀、無論刷牙洗澡乃至吃喝都不倚賴實物、移動從不需要樓梯或電梯，直接從屋頂飄下至車內，這些細節反映的皆是人們扮家家酒般把玩芭比的習慣。

直至某天，當芭比的身心出現異常：無法保持踮起腳尖的姿態、頻繁地想到死亡、大腿出現橘皮，她才赫然發覺自己在真實世界的主人，似乎有些不對勁，把她怪異、詭譎和陰暗的思想投射至自己身上。

於是，芭比展開了一場人類世界探險之旅，決心拯救失去了童年赤子之心的莎夏。然而，令芭比感到詫異與失望的是，自己所展演的夢幻形象反而讓所有女性陷入求之不得、相形見絀的自卑心理，甚至將其貶為「胸大無腦」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份子。

之所以會使用「法西斯」這般激烈的詞彙，莎夏想表示的是「芭比」金髮尤物、前凸後翹的典型形象，不僅體現「女性的身體必須在男性凝視下才獲得意義」，更多的是當「芭比」被人們不斷地消費、推崇過後，她的身體本身即成了一種審美上的獨裁與專橫，所有溢出這套模板的身體，都將不符合美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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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電影劇照。圖／華納兄弟　提供

宛如柏拉圖洞穴裡的囚犯，終於瞥見洞外世界的真實面貌；芭比從自己所居住的烏托邦中猛然驚醒，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存在，在現實世界裡只是過於遙遠、完美的形象投射，女孩們望塵莫及卻趨之若鶩，最終因不可得而心生厭惡，將「芭比」永恆地封存在 5 歲的童年光陰裡，不再提起或憶起，便不會有隨之而來的容貌焦慮。

因此，芭比明白了「典型的芭比形象」在 Barbieland 與現實世界裡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意義。

在 Barbieland 裡，它是一套不容質疑的審美規範，也是所有人習以為常、無條件服從的「夢幻」模板。芭比起初以為那是所有女孩的夢，直到踏進了真實世界，她才發現原來「典型的芭比形象」對女性而言是一種殘酷的壓迫，赤裸地照見自己尚未企及的「缺陷」。

「後設」觀察：芭比樂園 vs. 現實世界

透過芭比娃娃的形象反映出女性困境，只是導演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給觀眾的第一盤「開胃菜」，令人更感驚豔的是，導演先是打造了分別代表「女人國」與「男人國」的 Barbieland 和現實世界，當觀眾期待展開一場壯闊的「性別戰爭」時，再俐落地戳破 Barbieland 洋溢的美好幻象。

表面上我們看見，在 Barbieland 裡，所有女性都能住進夢想的房子裡，坐擁豐裕的物質享受，就連男性都需要仰賴著「女性凝視」才能夠肯認自己的價值；然而，現實世界則完全相反，女性被擺在一個「動輒得咎」的位置上，如莎夏母親字字見血所點出的：

「要瘦又不能太瘦，而且不能說想變瘦，要說想要變健康」；「要有錢但不能愛錢，不然就是俗氣」；「要有好姊妹，但不能被比下去」；「要熱愛當媽媽，但不能總是把小孩掛在嘴邊」每一句都指向當代女性在身體、金錢、母職、人際和性等不同面向的困境。

由此，我們便能看見兩世界的鮮明對比：現實世界是一個「不只男人恨女人，女人本身也恨女人」的厭女社會；而 Barbieland 則完全相反，不僅天天都是「淑女之夜」，「女人」還可以勝任任何過往男性稱霸的職業。這些都是現實裡的未竟之事，所有虛構出來的對比，都犀利地點出我們的世界離真實的「性別平權」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如果只有這樣還不夠。綜觀《芭比》全片不斷玩轉「後設」元素，除了體現在致敬庫柏力克、柯波拉到發行商華納自家的查克史奈德 DC 宇宙以外，更直接讓芭比闖入製造自己的總公司美泰兒（Mettal）裡，使她意外發現整座公司裡面的高層竟然清一色都是男性，甚至還要求她回到供人觀賞、採購的「箱子」裡。

此一情節設置精妙之處在於，徹底戳破芭比的粉紅泡泡，讓她清楚意識到原來
Barbieland 只不過是自己（或說「女人們」）假想出來的「烏托邦」，因為就連打造
Barbieland 的公司，也逃不過父權的掌控。唯有透過顛覆芭比的既有認知，才有辦法讓她從童話般的生活狀態中一起覺醒，同時讓觀眾明白，這是一則裹著鮮豔童話外衣的現世寓言。

肯尼奪權失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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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電影劇照。圖／華納兄弟　提供

先是闖入現實世界，讓不食人間煙火的芭比體悟到女性的真實困境；再逃進建造自己生活世界的母公司，發覺一切美好不過是海市蜃樓芭比被殘忍地從美好的幻象裡抽離，回
到 Barbieland 竟發現，在造訪人類世界後習得父權建制的肯尼，開始大舉宣揚父權光輝，以「陽剛」、「堅毅」等男子氣概形象令所有芭比們崇拜與折服。不僅如此，所有女人如同被下了咒一般，紛紛揚棄自己原先的工作，開始做起以服侍男性為主的工作。

觀影至此，我心中深深憂心，難道接下來真的要開啟一場分別以男女為首、相互進佔奪權的「性別大戰」嗎？確實，緊接著我們便看見以典型芭比、怪芭比和莎夏母女為首的「清醒女子」們，對此感到萬分不滿，她們開始集思廣益，以女性主義教化被父權洗腦的芭比，挑起男性之間的好勝心與自尊心，趁他們反目成仇時，重新奪回權位。

在那之後呢？女性在 Barbieland 重新取得權力與地位後，就是皆大歡喜的溫馨大結局嗎？

猶記當時我座位旁的男性觀眾不斷嘆氣，我想若電影真的就在此處結尾，應會惹來不少罵名，撻伐者也許會認為這根本扭曲了女性主義的本意。女性主義運動歷史源遠流長，且其中的分支細碎繁瑣，不過我們最常聽到的「女性主義」談的其實是「性別平權」，而非「女性霸權」；儘管如此，許多不清楚定義的人們一聽見「女權」，就會攻擊「女權自助餐」還有身為女性的「性別紅利」，擔心當社會開始重視「女權」，過往男性擁有的權力／權利就會被全盤沒收。

不過事實上，《芭比》裡的肯尼最終無法在 Barbieland 中篡位成功，究其根本也是因為被「父權體制的意識型態」所誤──身為男人，就應該要有車、有房、有女人，彰顯自己
的權力與地位；更應該激烈、無止盡地和同類競爭，去證明自己的優勢地位，否則就不夠格成為一個「男人」。因此，導演設計讓肯尼的自尊心被芭比踐踏，進而激起他們心中對彼此的仇恨，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有毒的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

藏在故事之下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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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電影劇照。圖／華納兄弟　提供

「推崇父權反被父權誤」是葛莉塔潔薇傑出的一手，不過更發人深省的，是電影後段，對於性別之戰的收尾。當肯尼發現原來芭比從來沒愛過自己，他感到自慚形穢，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是仰賴著芭比的崇拜與愛慕在前進，如今這道容許自己「自戀的鏡子」被粉碎了，他不知道該如何肯認自己的價值，於是他問芭比，我到底是什麼？是大海還是沙灘？或只是個「不會後空翻的肯尼」？

電影演進至此，《芭比》便不再是芭比一個人的獨角戲，她不再佔有絕對的光環。因為當我們看見虛無、迷茫的肯尼，彷彿也看見了自己。我們活在一個充斥著「符號」的世界裡，每天不斷搪塞各種「符號」到自己黑洞般的靈魂裡，戀人、跑車、豪宅、職銜、名牌包和社群軟體上的 hashtag，無論性別，我們的「存在焦慮」夜以繼日地切換各種形貌，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日常生活裡。

於是，芭比誠懇地對肯尼說：「也許你以為成就你的一切，都不能真正定義你。」這句話揭示的不僅是肯尼個人的內在困境，更是一道所有人都值得細細咀嚼的叩問，去反思自己究竟將「自我價值」奠基在什麼之上。

同時，導演亦慧黠地點出「性別矛盾與對立」背後真正的核心，也就是那份渴望被看見、被肯認、被讚賞的價值感，而肯尼正是因為不斷被冷落，才會輕信「父權體制」所帶來的榮光能夠填滿自己。原來，性別之間的衝突並非我們有「多麼不一樣」，而是我們都忽略了「人」作為世上獨一無二的個體，我們都企盼自己的存在有一個明晰的價值。

回到序文所提出的問題，為何我們不該（只）把《芭比》當作一部女權電影？

因為《芭比》的故事，攸關世上所有對立、衝突與矛盾背後潛藏的「存在焦慮」，而電影給了我們一個既溫柔又深刻的答案：原來，我們可以就只是芭比，也可以就只是肯尼，就算是邊緣的怪芭比、艾倫或米奇都無妨。

光是我們的存在本身，就已彌足珍貴。

《關於作者》

陌熙

政大新聞系，來自糖廠（臺南），天秤座。討厭大太陽，但也討厭反覆發霉、四季皆雨的文山。熱愛文學與電影，對故事癡迷，擅長以文字記錄生活與感動。文章散見於女人迷、換日線、關鍵評論。現為換日線第五屆校園大使及女人迷專欄作家。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孫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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