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雷] 她們_藝術是讓我們看見真實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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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畫家畢卡索說：「藝術是讓我們看見真實的謊言。(Art is a lie that
makes us see the truth.) 」我對於《她們》的感想，約莫能用這句話表達。《她們》的主要角色給予彼此徹底的尊重與包容，因此每個人都有安全的空間去嘗試和發展，跟電影情節相較，現實便顯得冷酷。

　　剛看完《她們》的那個周末，我在一個聚會中，跟從小在紐約市長大的朋友提到了這部電影。對方說雖然電影原著《小婦人》是中學時期的指定閱讀教材，她卻從未對小說中的描述感到認同。「裡頭的角色經常抱怨，但是我小時候被交待做事從來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另外一位朋友在康乃狄克州長大，對閱讀原著倒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嚷著她一定要趁下映前去看。過了不久，紐約就因為疫情關閉所有能讓大眾聚集的場所，電影院、劇院、音樂廳全都無一倖免，《她們》也成了我這段時期最後一部進電影院看的影片。

　　這篇觀影心得中，我只想聚焦《她們》的情節何以構成了精緻美麗的「謊言」，而不談電影拍攝的技術細節。首先是March家四姊妹成長的環境既肯認她們的性別會遇見的刻板印象，例如愛情和結婚是女人最重要的事，又創造了角色之間溫和討論的可能。

　　譬如Laurie在求婚被拒之後，沒有惱羞成怒，而是沉著氣與Jo對談。
　　譬如Amy向她單戀的Laurie解釋為何婚姻對她而言，不能只是愛情，更是經濟的考量。　　譬如Marmee向Jo坦承她在溫和穩重的母親形象之下，「我幾乎每天都在生氣。」

　　這些台詞若發生在真實世界中，大概都會用更激情的方式傳達，但是在《她們》裡，角色在訴說自己的情緒時，仍然保持和平的態度。整部片裡唯一一個說話武斷的人是
Aunt March，但梅姨實在太厲害，讓觀眾討厭不了她。

　　《她們》上映前我先聽了導演兼編劇Greta Gerwig在New Yorker Radio Hour上的專訪，她說梅姨在一次午餐中建議她要讓觀眾了解，婚姻為何對於十九世紀的美國女性如此重要。那時候的女性不能投票，不能擁有財產，如果她們要離開一段婚姻，也沒有權力帶走自己的孩子，因此結婚就是十九世紀美國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決定。Gerwig受那頓午餐談話啟發，寫出了Amy在畫室中對Laurie的演講。那段演講大概是整部電影中最明顯的新創作，大家喜歡不喜歡就見仁見智了。

　　March家四姊妹個性迥異但又能彼此愛護。Meg嚮往舞會，在舞會中渴求社交認同到寧願放棄自己名字的地步；Jo則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表彰自己的獨特性，不屑社會框架。
Meg和Jo對於夢想的衝突在Meg臨嫁前達到高峰：Jo想要Meg當演員，帶Meg遠走高飛，而
Meg明知Jo對自己的選擇充滿批判，卻仍希望她能理解不同的夢想，也是夢想。如果Meg和Jo不是情感特別深厚的手足，而是同班同學，我猜她們更可能成為班上兩個對立小團體的領袖。我們在成長過程中都遇過價值觀不同的同學，但卻很少遇到能那麼敞開心胸交流的對象。

　　March家並不窮。他們住在獨棟的房屋，有幫傭Hannah，離Laurence家豪宅近到對方可以觀察到March家人的動態，Mr. Laurence還會慷慨地出借馬車、贈送滿桌佳餚或是邀請Beth來家裡練琴。整部電影中真正窮困的人只有March家在一開始探望的小家庭，但是March家的女孩卻喜歡嫌自己窮。電影同時排除了一切青春期性的暗示，絕不讓少女們遭到非禮。

　　有朋友說，《她們》充滿了太多左派小清新，讓她很出戲。我並非不同意。《她們》的劇組用盡心力打造出一個美麗的泡沫，讓我們見識到在一個絕對安全的環境中，四姊妹能如何成長，即使是夭折的Beth，也活出了她的一段充實生命。正因為電影和現實相差太遠，我能理解何以有人欣賞不了原著小說或是電影。電影裡描寫的不是什麼失落的美好，而是太多人從未有幸得到的夢幻環境。《她們》創造了一個謊言，因而我們看見了對立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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