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問卦] 中國拐賣人口到底有多常見啊？

警告這篇文很長
其實曾經有勇者出過書做過報導文學
那是在中國人最勇敢的80年代

以下作者自述：

我的記者生涯注定要與“拐賣婦女”這個聳人聽聞的事情掛上鉤的。 也許這是宿命。

1983年4月12日，我來到徐州日報社上班。

當時，一個辦公室只有一部電話，我作為一個新來者，當然成了“接聽員”。

第一個電話是一個有濃重外地口音的女孩打來的。 她說：“編輯姐姐，求求你救救我。
”她說她是四川人，被人犯子拐賣到了銅山縣某鄉某村一個老男人家做媳婦的。

我當即與女孩約好在那個鄉郵局門口見面。

當公交車經過兩個小時後，終於到達女孩所說的鄉時，女孩卻不見了。

我在郵局門口盤桓到最後一班車才離開那個地方。

回來後，我始終無法忘懷這個女孩。

大約是1987年底，報社出現了一個著軍裝的年輕人。 說是來報社學習的。 他叫徐寧。
沒過多久，徐寧正式復員成為我的同事。

1988年4月的一天，徐寧來到我辦公室，說起他正在跟踪採訪的一件發生在徐州的特大劫持拐賣婦女案。 說到一些聳人聽聞的細節，其中參與犯罪的人數之多，受害婦女波及地區之廣，犯罪手段之殘忍，都是1949年之後全國所罕見的。 這讓我馬上想起第一天上班接到四川女孩電話的事。

當時，分管採訪的是報社副總編輯陳德，一個共青團系統培養出來的干部。 徐寧說，陳總已經說了，只是配合一下市公安局的刑偵，報紙可能發不出來。

我從新聞的敏感角度對徐寧說，你要盡可能地將所有能拿到的有關案件的資料收集過來，即使是一個小紙片都不要放過。

徐寧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年輕人。 他的聰明、機靈贏得了很多人的喜歡。 也許因為他背後的軍方家世，他與當時辦案的刑偵人員相處得非常好，在公安局出入自由。 幾乎所有與此案有關的大小案卷，全部被他一張不漏地複印回來了。

我和徐寧看著這一大摞複印資料，開始商量怎麼處理這些浸透了血和淚的資料。 是讓它們寂靜無聲地躺在資料庫裡，還是把它公佈於眾，成為全民關注的一個事件？

那一年，徐寧大約是二十五六歲，我剛過了30歲。 作為來報社已有幾年的一名編輯和寫作人，我慎重地對徐寧說：我們手裡拿的是一顆炸彈，如果拋出去後，影響會很大，甚至可能傷及到我們自身。

做還是不做？ 如何做？ 以什麼形式去發表？

徐寧肯定地說：怕什麼？ 做！

那個時候，報告文學成為各個報刊的熱衷體裁。 我們決定盡量利用手裡的資料，做一篇紀實報告文學，從社會背景——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來挖掘和解析為什麼這一特大惡性
案件會發生在徐州。

文字撰寫由我來主筆，資料由徐寧收集和採訪。

在撰寫《黑色漩渦》一文時，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是淚水伴隨著筆墨完成這篇二萬六千多字的文稿。 完成後，彷彿從地獄裡返回，整個人都變得恍惚起來。 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了一場。 我被重重的罪而傷，被那一百多名被拐賣到此地的姐妹們的哀傷而傷！

文字稿是手寫的。 我交給了徐寧閱讀。 最後決定由徐寧親自坐火車送到南京，交給由徐州地區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希望得到他的幫助順利發表。 當然這一切行動都是悄悄在進行著。

這篇題名為《黑色漩渦》的紀實報告文學，最後在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雜誌《雨花》第十期（總二0八期）上刊發。

這篇文章反響巨大，如晴天響雷一般。 雜誌問世不久，全國就有四十多家報刊轉載，台港媒體、海外媒體都紛紛摘要報導。

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黑色漩渦”的中心，那一期雜誌脫銷，人人都在談論拐賣婦女案
。 當時，社會上風傳徐州火車站是一個危險之地，年輕女子不敢在徐州站轉車了。

這件事最傷的大概是徐州市主委領導的面子了。 聽說當時的市主委書記鄭某某勃然大怒。 在一次市委擴大會上，點名批評了徐州新聞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電視台的“沛縣打狗”——當電視台拍攝到縣人大主任拒絕將自己家的狗拴起來
，回答記者時口出狂言：“群眾算什麼東西！”電視一經播出，全市民眾一片嘩然。

二是電視台做的一期“企業家話‘官倒’”。

第三個就是我和徐寧的關於拐賣婦女的《黑色漩渦》。

當時給我們羅列了好幾樁罪名：給徐州抹黑，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嚴重洩密，在案件未終審時就公之於社會；以及沒有經過組織審核就拿出去發表等等。

其實，在今天看來他們說的都是實情，也是這篇報導存在的問題。 但是，當時年輕氣盛的我們如何能口服心服接受這個批評？

當即我們找到了鄭書記住宿的第三招待所（現在的徐州花園賓館，他是從省裡調來不久的干部，家屬那時未到徐州），想要與他當面交換意見。 結果肯定是沒有見到他。 但服務員讓我們留個紙條預約了再見。

第二天，市委宣傳部打電話給報社總編輯，讓他通知我和徐寧下午二點去宣傳部，鄭書記約見。 時間為半個小時。

我們如約到了宣傳部的一間會議室。 當時一位姓鄭的副部長在場，不一會，鄭書記來了。

幾句客氣的開場白之後，話題很快轉到他在市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當時，我們立足在上面正在提倡的新聞媒體監督公權力的背景下，竭力為自己辯護。

東拉西扯之後，鄭書記說的一句話被我們咬住了。 他說，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 並不代表市委的決定。

那是一個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時期，是那個寬鬆的時代給了我們勇敢，面對權力，我們沒有認輸。

其中，還有一個必須提及的細節，我們在他的桌上放了一個小錄音機。 把當時的談話做了錄音。

說好的半小時，最後是兩個小時之後不了了之結束。

回去後，報社負責人對我們說，市委電話來了：要你們繳出錄音帶。 並向我們透露說：你們惹毛了書記，書記說你倆是無賴記者。

為了這一盒錄音磁帶，雙方糾纏了一個多星期。 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最終我們還是沒有繳出去。

在這個時候，《雨花》雜誌的王曉丹編輯，專程受編輯部領導委託來看望我們，問我們需要編輯部什麼幫助。 她的到來，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同時，她還告訴我們，當時徐州宣傳部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編輯部要全部買下那一期刊載《黑色漩渦》的雜誌。 當時的主編葉至誠（葉聖陶的次子）先生對來人說：“你
們買得完嗎？只要有紙我們會不停地印！”

在得到《雨花》雜誌社的支持和安慰之後，我們懸著的心也放了下來。 徐寧更是興奮，到報社來不久，乾了這樣一件大新聞。

在那個時候，報社領導層內部分成兩個派別，以至於編輯和記者都選陣營站隊。 具體因為什麼事情產生的矛盾，我至今也不明白。 一邊是以陳德副總編為首的，對陣以總編兼社長的另一邊。

接著，市主委、宣傳部幾方組成了一個調查組來到報社調查這篇《黑色漩渦》如何出籠的經過。 徐寧將這個消息告訴我時，他還說：陳總讓他一口咬定是總編讓採訪撰寫的。

第二天，調查組來到報社會議室，總編、副總編及辦公室負責人都在場，我和徐寧也被叫到會議室。 徐寧如實地說明了採訪的經過，我如實地匯報了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的一些想法及發表的經過。 所有的講話都有錄音和專人記錄。

經過幾次折騰，陳德副總編最後調到市政府任秘書長，他調走時帶走了幾個他的親信。
原總編依然留任在報社做負責人。

此事似乎平息了。 我依然做我的副刊編輯，主編當時的“放鶴亭”文學副刊。 徐寧依然
在採訪部當記者。

這件事之後，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辦公室。 簡稱“打拐辦”。 聽公安
機關內部人說《黑色漩渦》引起了高層震怒。

第二年，更大的一個“刧數”來了……。 風波過後，新聞界開始清理隊伍。 一個受人尊
敬的新聞人被調離報社。

據內部人說，我是市裡點名要第一個調離的人選。 報社領導可能認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編輯，而且在那個對質的調查會上，我是如實地說明了事實。 這可能無形中站在了留任領導的這一邊。 多少應該是有他的堅持，我最後還是留在了報社。

但是，很快我被調離我摯愛的副刊部，去了新聞研究室——報社為安排那些年老又尚未退
休的人的部門。 同時，和我約法三章：不容許在報紙上寫署名文章，不容許採訪，不容許接受采訪。 也就是讓我這個人在報紙上徹底消失。

不久，徐寧在他父親調往上海之後，也離開徐州日報社去了上海。 至此，我們再沒有聯繫了。 也不知道他後來做了什麼工作。

這期間，有一個最大的新聞是那個去了市政府做秘書長的陳德跳樓自殺了。 為什麼而死？ 坊間傳說很多。 最後市委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 徐州民間百姓有傳言：因公自殺。

就這樣在報社瞎混了幾年後，有一天，報社的一個年輕編輯突然告訴我他辭職了，要去南方了。 我非常驚訝。 他接下來的話更是如子彈擊中了我的心臟。 他說：我想了許多，即使我留在報社繼續做下去，十年後，唐老師你的現在不就是我的明天嗎？

因為這位年輕編輯的話，我開始想到了“逃離”。

於是，在1995年初，我不辭而別，離開了徐州日報社。

一轉眼，離那件特大劫持拐賣婦女案已經有34年了。 豐縣之鐵鍊女事件，讓有心人再次從歷史的塵埃里挖掘出這篇《黑色漩渦》。 對照過往的一切，彷彿歲月停止流逝，一切都沒有變。

回憶往事，我依然懷念那個時代，懷念那個有著一群勇敢無畏的記者的徐州：陸小平、王雪丁---還有我曾經的同事徐寧！ 你們都還好嗎？

如今，64歲的我回首當年撰寫《黑色漩渦》的往事，不知不覺對那時的我有了一絲的敬畏。 我慶幸自己在石頭和雞蛋麵前，選擇站在了弱勢的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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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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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敬佩這些勇敢發聲的中國人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看黑色漩渦原文怎麼書寫拐賣人口紀實

黑色漩渦原文：
https://reurl.cc/k7kb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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