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荊尸授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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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尸授孑[合]

目前為止講述都是的國人中的工匠階層在楚軍中的表現、作用。那麼商人在楚軍中又扮演甚麼角色呢？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吳、楚柏舉之戰的前夕，《左傳》記載了吳、楚兩軍的動向：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捨)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其實以地望判斷，這裡的漢應該是指長江)。(楚)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繞路吳師後方，擊毀吳船，並分兵扼守楚師後方的大隧、直轅、冥阨三處險要)，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傳文中說道楚軍原本計畫兵分二路，子常沿著江水上下與吳周旋隔江對峙，左司馬戌則乘機繞道襲擊吳軍後背；子常卻沒有依計行事，而是聽從了武城黑、史皇的建議搶先渡江。假如左司馬戌先把吳軍擊敗，那麼子常半點功勞也沒有，不利於日後的政治鬥爭，這是史皇勸說子常先「濟漢」的邏輯。武城黑的理由卻是「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其中速戰的邏輯頗費解。以往學者主要有兩種見解，一種認為木、革是指戰車，楚軍革車不耐雨濕，不保久，所以要速戰 ；另一種見解則認為木、革指的是盔甲。這兩種見解都沒有照著傳文的脈絡來理解，解釋得憋屈。久不久，其實看得是部隊沿著江岸上下互相對峙，把握機會甩開對手、進而渡江的機動力；木、革指得應該是沿江上下或者渡江所用的載具。吳軍雖然把船擱在淮水，然而渡江所需的簡易木筏、小舟大概是隨軍行動的。至於楚軍所用的載具，不是竹木舟船，而是充氣的動物皮革；皮囊使用前須充氣，充氣以後久不用，則氣體逐漸外洩，浮力減弱，便不好使了。換言之，皮筏雖然攜帶方便，充起氣來卻費事，一但充氣又不能久放不用，使用時機反而不好掌握；楚軍帶著輕便的皮筏，陸上行軍儘可甩開對岸的吳軍，先行渡江，然而一旦將氣充好卻不渡江，機會便白白浪費了。武城黑的邏輯仔細分析起來，應該是這麼個意思。

這種充氣皮囊，後來吳國也有，叫做「鴟夷」；「鴟」鳥(貓頭鷹)腹大，「夷」鳥
(鵜鶘)下頷囊大，又可伸可縮，所以被借來指稱可充氣的動物皮革。伍子胥屍諫吳王
夫差，吳王不想讓他如願看到吳國之亡，就把他的屍身「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
讓他浮出一段距離遠離吳王後再自動沉底。與鴟夷有關的另一則記載見於司馬遷《史記
》〈貨殖列傳〉，說范蠡幫助越王句踐雪恥以後，急流勇退，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鴟夷子皮」自然是化名，但化名也不會隨便亂取，總要讓人明白背後意涵；先秦男子稱氏，常常以職能為氏，所以春秋以前有「御龍氏」、「豢龍氏」 ，後世則有以「司馬」、「司徒」、「司空」為姓。「鴟夷」恐怕也是行商之人的氏，故而范蠡一開始泛舟江湖、行船買賣，化名用的是「鴟夷」；行商與坐賈一動一靜，買賣則同，走跳、駐店則不同，范蠡到了陶定居之後行商變成坐賈，「鴟夷」氏所以也就不再用了。至於行商的「鴟夷」氏之所以為「鴟夷」氏，想來還是因為行商遊歷江湖，舟船臨時或有不便，所以隨身帶著皮革充氣以便用，因以為氏。

那麼再把話說回來，楚軍當中以皮革作為浮渡的工具，應該就是隨軍入伍的商人把行商的經驗帶入軍中的了。楚地位於江、漢之間，問鼎中原得橫渡江河，不像吳、越大可順著江、淮進軍，所以吳、越以舟師為主走水路，楚軍則得重複渡越江河，水路不順，用浮囊其實是自然之理。楚軍用浮囊濟師大概熟能生巧，向來有把握，好比說魯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楚、宋泓之戰，楚師就在宋軍前強渡，「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後來宋師敗績，雖然是因為宋襄公宋襄之仁，不願乘敵半渡而擊之，不過楚軍料敵不至於把對手犯蠢當前提，之所以敢敵前渡河，那就是對自己浮渡的效率有十足信心，隨便對方半渡擊不擊，不在乎。

以上論述了徵發徒卒的範圍擴及於包括工、商的整個國人階層後，楚軍所具有的特質。這又與作為月份名稱的「荊尸」有甚麼關係呢？首先得知道「荊尸」具體是指哪個月份。湖北雲夢出土的戰國末期簡牘當中，有一份秦、楚月份名互相對照的文獻 ：　

(表請見網誌)

「刑夷」即「荊尸」，古字形近可通假。從晝夜比例來看，荊尸相當於冬末春初、春分之前，仍是日短夜長，但白日漸長、黑夜漸短。這個時期對於用兵是比較不利的──杜
預《春秋釋例》〈作新門廐例第三十六〉寫道：「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秋分以後馬匹不放養，是要廄養的。俗話說秋高馬肥，馬匹開始放養之後飲食與運動並行，攝取的營養才長成肌肉，也就是所謂的「長膘」，放牧到秋季時馬匹的體能、健康狀態也成長到巔峰；但秋分以後水草不長，馬匹開始廄養，飲食只取預備的草料，也缺乏運動的空間，多吃了不長肌肉，草料若預備不足，廄養馬可能還得減餐挨餓。換言之，冬末春初正是馬匹最難熬、體力最差、瘦損最嚴重的時節，對於慣用駟馬戰車發揮馬力馳騁的師旅最不利，是最不該用兵的時候。

但楚國擴大徵召國人、擴充卒伍，以徒卒取代車乘的結果之一，就是對於馬匹的依賴也降低了，對列國而言有限的用兵季節反而對楚國用兵的限制最少，即便在「荊尸」這個一般說來不適合出師的季節，楚國也能照樣舉兵；這種無視季節出兵的彈性，大概就是以「荊尸」指代楚軍行陣最初的用意了。雖說這種彈性給楚軍帶來用兵的利多，但冬季用兵遭罪的不只馬匹，還有人。楚國的徒卒在這方面應該深有感觸──《左傳》宣公十二年(
公元前597年)冬，楚莊王伐蕭，申公巫臣稟報道「師人多寒」，楚莊王因此巡視三軍、撫循勉勵眾將士，據說一時精神戰勝物質，「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抱絲綿)，遂傅於蕭(蟻附攻城)」，把蕭給滅了。楚莊王的精神訓導威力如斯，但不是所有楚人都有幸在莊王麾下。《左傳》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三路伐鄭，在鄭國都城外流連信宿，兩日後回師；回程寒雨連江，就被冬將軍狠狠修理了一遭：

「(楚師)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下的滍水)，甚(大)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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