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槍砲、病菌與鋼鐵》重新定義地理環境論

原文書名：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作者： 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
翻譯：王道環、廖月娟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08/13

部落格圖文好讀版：
https://philosymposium.wordpress.com/2022/11/07/guns-germs-and-steel/

為什麼要讀這本書？
想要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絕對不可能漏掉《槍砲、病菌與鋼鐵》這本書。這本書的作者是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地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他被譽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達爾文」。《槍炮、病菌與鋼鐵》是其成名之作，這本書出版於1997年，主要是探討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與地理成因。這是近代第一本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出發宏觀地來解釋人類歷史發展的書，此書發表後，對後來所有的相關書籍造成一定的影響，不論你是支持或是反對他的理論，只要談到人類歷史，就不可能不提到這本書，像是《人類大歷史》、《國家為什麼失敗》、《被發明的昨日》等都有提到這本書的理論。2005年國家地理雜誌還將這本書拍成一部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有三集，非常推薦找來看，因為裡面有作者戴蒙親自帶你走訪各大洲來說明地理條件是如何影響各個文明的發展，看看那些遺跡和考古證據，可以幫助你更了解書裡的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kkWMz6jDQ&t=78s

戴蒙後來又出了兩本書2005年《大崩壞》、2012年《昨日世界》，這三本合稱「人類大歷史三部曲」。三本合在一起看可以更了解戴蒙的理論：生物地理是人類的文明發展的終極因素。

因為已經有太多人分享過這本書的內容心得，所以我的這篇心得不會著重太多內容的摘要，我想要聚焦在這本書所引發的環境地理決定論的討論上，和這本書的論證過程，以及我們從這本書可以反思的部分。

到底什麼是地理決定論？

人類生活在土地上，方方面面都受到環境的影響，所以在談人類歷史的時候，是不可能忽略環境因素去談的。在傳統的文明史研究裡，有一種理論就稱為 「環境決定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有時也稱為 「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或「氣候決定論」 (climatic determinism)。相對地，所謂非地理決定論，就是主張民族性、文化、制度和領導者的個人意志等人為的因素才是文明發展的決定因素，比環境的影響力還要大。這些理論可以稱為 「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ism) 、或 「個人決定論」
(individu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理論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例如亞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學》這本書裡就曾經提過他認為生活在寒冷地區的人民是精神充足，有熱忱的，因此能長久保持自由，但大多拙於技巧而缺少理解，從未培養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府方面的功業總是無足稱道。亞細亞的人民擅長技巧，深於理解，但精神卑弱，熱忱不足；因此他們常常屈從於人而為臣民，甚至淪為奴隸。唯獨希臘人，在地理位置上既處於兩大陸之間，其秉性也兼有兩者的品質。

這種思想持續發展，到了十八世紀，在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他提出氣候是造成「東方專制」的決定性因素。相較之下，溫帶地區才有著最適宜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西歐中部。他否認亞洲有溫帶地區，認為亞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溫帶，因為與寒冷地區緊挨著的就是炎熱地區，諸如土耳其、波斯、莫臥爾、中國、朝鮮和日本，都算是炎熱地區。進而推論出因為寒冷地區的人民勇敢，而炎熱地區的人民怯懦，所以亞洲「獨特」的地理環境，就造成了「一方必將成為征服者，另一方必將成為被征服者」。相較之下，歐洲各國則保持了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這個理論很明顯就不是事實，但已經反應了當時歐洲人自認優越的心態。

另一方面隨著帝國主義的興起，帝國侵略必須有一套使殖民正當化的論述，所謂的「種族主義」(racialism) 也是這時候的產物。雖然自古以來人們就有民族區分，由血緣、語言、文化等屬性來區分。但直到大航海時期和地理大發現開始，西方人更廣泛接觸到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態，開始研究生物屬性，也包括「人」在內——把人做為研究對象。因此，在
西方社會漸漸出現一種觀點，即先天、客觀的生物屬性將人分成了不同羣體，這個屬性被稱爲「人種」。這個屬性人人皆有，每個人都屬於某個人種。例如，瑞典生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現代生物學分類之父，奠定了現代生物學的二名命名法，他提出的人種分類成了當時的主流。林奈認爲有四個人種，即歐洲人、非洲人、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與膚色對應起來，即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紅種人。形成這個共識後，科學家和僞科學家們開始研究每個人種 的內在特質。隨後，種族論者不僅把膚色和體貌特徵聯繫起來，還認爲它與心智、情緒、文化等特質有關。

再加上當時的人們為了調和聖經和科學證據，例如法國古動物學家喬治．居維葉（
Georges Cuvier, 1769-1832) 就曾發表他的種族論，他主張目前有三種不同的種族：白人（白人），蒙古人（黃種人）和衣索比亞人（黑人），並假定所有的人都是從《聖經》中的亞當的後代，聲稱亞當和夏娃是白人，人類的原始種族。其他兩個種族起源於逃往不同方向的逃離者。是因為5000年前一個重大災難襲擊了地球，隨後那些倖存者生活在完全互相孤立的地方。然後，根據他所謂的頭骨的美麗或醜陋程度和文明程度，他把白種人放在頂部，他認為他們的頭頂形狀最美麗，而黑人則在底部。又主張白人是聰明理智，黑人情緒充沛，黃種人靈活狡黠等等。到後來還有人根據所謂的人種內在特質給不同種族做了優劣排序。這樣的種族理論就漸漸地深入人心，成為種族歧視和迫害的合理化依據。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到19世紀中葉以後的地理學主要在研究自然環境如何決定人類社會的活動行為，研究方法是透過對環境的調查來推論人類社會隸屬何種形態。例如德國政治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運用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認為人是地理環境的產物，地理環境是人地關係的主導因素。這是近代最有理論架構的環境決定論起源。在其主要著作《人類地理學》中，強調地理環境決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類分布、社會現象及其發展進程；在所著《政治地理學》中，把國家比做生命有機體，認為向鄰國擴張領土是其生存的基本法則。因此，當一個國家的人口膨脹到某一程度，就需要更多的物資和空間，所以歐洲各國都為了社會生存而鬥爭，必須向海外擴張。就這樣，環境決定論變成了一個合理化帝國主義的理論，合理化了那些侵佔領土、經濟剝削，軍國主義，以及階級和種族支配等等的行為。環境決定論變成了一種惡名昭彰的種族理論。沒有人敢再提起，直到1997年戴蒙出版了這本書《槍砲、病菌與鋼鐵》。

和以往的研究者相比，戴蒙所提出的理論被稱為 「生物地理決定論」(biogeographic
determinism) 或是「新地理決定論」(neo-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這個理論不同於有種族歧視意含的傳統環境地理決定論，甚至是對傳統理論的反駁。因為他要論證的是各洲發展的差異，現代世界中的不平等，之所以會這麼大，不是因為人種差異，哪個民族比較優秀，因為在一萬一千年前，當時各大洲的各個族群皆以狩獵─採集維生，發展的起頭都是一樣的，在人種和智力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因為各洲環境條件，先天的差異造成某些文明可以提早發展，因為各大洲的發展速率各不相同，才導致現在世界上科技和政治不平等的現象。他認為必須把地理決定論與種族主義分開，才是正確的理解什麼是地理決定論。另一方面，他認為沒有人會否認文化、制度和個人選擇在許多歷史關鍵點上的影響力，只是他發現以前的學者過度強調這些面向，反而忽視、甚至否認了環境的影響力。如果以光譜的方式來看人類文明的演進，一端是原始社會，另一端是高度複雜的現代社會，在現代社會這端，因為有機械科技的幫助，可以克服環境的問題，那文化和制度等的影響力就會比較突出，但對另一端的原始社會而言，如何面對環境的挑戰就是生存的關鍵。寫這本書的目的也就是要喚醒大家不要忽視環境的影響力。對於「地理決定論」這個議題可以看戴蒙這篇文章，Geographic determinism，他自己的澄清。

因此，他的理論又被稱為「新環境決定論」來與舊的理論區分； 新環境決定論是以科學、客觀的角度來檢驗地理和生態環境是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建立、經濟發展和文明制度。接下來我就來談他的理論和論證方法。

研究方法與尋找歷史終極因：

戴蒙的學術養成背景很有趣，所以我想先簡單介紹一下。因為父親是小兒科醫生，影響了他一開始的夢想是學醫，但後來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醫學，就改念生理學，成為生理學教授。賞鳥一直是他的愛好，在1964年他首次去新幾內亞觀察鳥類，對於新幾內亞的環境和人文發展充滿了好奇，這影響了他後來轉行研究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199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書《第三類黑猩猩》，討論人類的自然史，論述人類何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演化的如此不同。我們和另外兩種黑猩猩的基因差異不到2%，但發展卻完全不同，他推論這些關鍵性的差異是在近一千萬年內演化出來的 （可對照在《人類大歷史》中提到的智人的發展史）。《第三類黑猩猩》也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如果對人類的演化過程有興趣的，很推薦去看一看。這本書從人類與非洲大猿類的共祖談起，直到人類族群間的暴力、戰爭以及全球核子威脅。

他當時曾提出一個問題：為何在過去的一萬年間，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的發展會如此不同？過去有一種種族主義的解釋，到現在還有很多人相信，這理論主張這是因為歐洲人比其他人種更聰明，所以歐洲文明才會如此先進和強大。戴蒙認為種族理論是錯的，新幾內亞的原住民並沒有在智力上比較差，他們的生存技能和技術甚至更精巧。如果不是人種 （基因本質）的問題，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現在的差距？這個答案就是《槍砲、病菌與鋼鐵》這本書要說的內容。這本書可以說是《第三類猩猩》的延伸。

而這本書的出現，在人類歷史學的研究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歷史研究法不外乎是收集過去發生的史料，盡量以客觀的方式去剖析相關事件的前因後果和趨勢，希望能透過精準的描述和解釋讓大眾對過去的歷史事件有一定的了解，進而可以解釋現況或預測未來。不過傳統的史料研究都比較偏重在人文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可以是歷史當事人的口頭敘述或是文字紀錄，非書面的遺跡、器物等。因此在近代科學方法的影響，傳統的歷史研究一直被認為不是科學，因為反對者主張歷史是研究人事現象，這人事過去就過去了，不像科學研究可以反覆實驗、直接觀察，歷史發展沒有法則可言。既然歷史沒有法則可言，那就更不用談預測了。科學的目標之一就是能精準預測，做不到這一點的不能算是科學。也因此大家的想法裡總是認為歷史是人文的學科，與自然科學是無關甚至是對立的。

但是《槍砲、病菌與鋼鐵》這本書做到了如何以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歷史。戴蒙把全球各地區、各族群納入回溯性的實驗，來檢視過去的發展軌跡並探討人類社會的命運。他的論述是科學的，因為他運用了生理學、演化生物學、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植物學、地質學等角度來剖析人類社會。在書的收場白這章裡，他就談論了人類史如何可能是歷史科學，雖然它與其他傳統科學，如物理、化學、分子生物學等有很大的差異。我認為最有啟發性的論點是戴蒙說研究人類歷史的學者可以從比較法與所謂的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 來獲得知識。歷史科學研究的是近因(immediate causes) 與終極因
(ultimate causes) 的因果過程。雖然生物系統是複雜的 (chaotic)，意即系統的細節可以做決定性的因果分析，但這不代表可以預測系統的行為，生物學家和歷史學者能發明描述統計趨勢的「定律 」。因此歷史系統即使有終極的決定性（例如服從量子力學定律），它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仍是顯著的性格，那麼要描述這種性格的方式就是對因果長鏈做解析，來分別最後的「果」與源自研究領域之外的終極「因」。在歷史科學中，雖然學者很難做先驗的預測（因為沒有歷史資訊的指引，無法預測生態系中哪個物種會滅絕），但是學者可以做事後解釋，例如中生代結束時一顆隕石撞擊地球造成恐龍的大滅絕，可是還有許多其他物種倖存了，為什麼？再者，歷史科學家的預言內容是過去發生的事，其預言可以受到未來發現（新資料、新證據）的檢驗。

接下來，我將說明戴蒙如何用這套研究方法找出人類歷史的終極因。

生物地理決定論：

回顧人類歷史，在西元前11000年，當時各大洲的各個族群皆以狩獵─採集維生。時間快
轉，到了西元1500年，歐洲的殖民擴張才剛開始，各大洲的族群在科技和政治組織的發展上已有相當大的差異。然而，這個世界是如何發展成西元1500年時的模樣？為什麼人類社會今天是以這種面貌出現？為什麼這個世界的貧富差距這麼大？環境對人類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動植物如何成為人類歷史的「推手」？這些是這本書的核心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作者採取歷史回溯法，以整個人類的發展過程的角度來談，依據他的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等科學的視野帶我們橫跨一萬三千年，探索不同族群的發展軌跡。他要用生物地理的客觀事實來追溯在這樣超長歷史裡人類發展的終極因素是什麼。他的論證方式就是提出各種科學研究的證據，包含大量考古學和生物學的研究。他的論證非常細膩，例如前面為了要論證農業發展是歷史的終極因，在第二部分就花了7個章節來討論農業的起源與傳播，就是要重新建構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

這本書的主題是個歷史問題，但是解答的門路是科學，特別是演化生物學、地質學等歷史科學，包含農作物以及它們的野生祖先的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地理學；人類病菌和相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人類疾病的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各大洲及主要島嶼上的考古研究；技術、文字、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這種跨學科性的科學論證的方式，非常不同於傳統的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最後，他發現從生物地理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他似乎找到了某種歷史規律：槍砲、病菌與鋼鐵。最後，作者總結出四個世界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可馴化動植物的洲際差異、傳播與遷徙的速率、洲際傳播的因素、面積和人口的差別。

歷史規律：

終極因：糧食生產力 （第4-10章）

作者從人類的起跑線說起，從伊甸園到印加帝國，發現人類文明史的起點是農業。定居農人組成的社會，比較容易採借其他農業社會發展出的金屬技藝；狩獵─採集族群反而不容易從定居的農業社會採借糧食生產生計——最後他們往往給農民替代了（驅逐或消滅）。

農業創造了人口、社會與文化的發展空間，農業社會創造了所有的文明要項。因為糧食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口數量與社會的複雜程度——因此兩者是那個歷史結果（歐洲人征服美洲
）的終極因。 歐亞大陸的糧食生產業，比美洲新世界早五千年達到一定的規模（食物中有很高的比例源自糧食生產）。

美洲廣大的土地上沒有出現農牧業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土產資源。首先，在美洲自行發展出農業的地區，與歐亞大陸比較起來，有五大利空因素使它們的發展受到限制：農作物主要以蛋白質含量不高的玉米為主；種籽必須一粒一粒用手種下；用手犁田；缺少動物肥料以增進土地的生產力；農事中許多工作只有人力可用。這些差異意味著：在一四九二年以前，歐亞大陸和美洲每人每小時的平均產值，用卡路里與蛋白質來計算的話，有很大的差別。第二，世上主要只有十四種哺乳類動物被飼養，當中的十三樣動物都原生於歐亞大陸。而美洲的大型哺乳類在冰後期發生了一場大滅絕，所以美洲缺乏大型哺乳類家畜，大量減少了美洲人馴養動物的機會。

鑄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近因

近因 1：病菌 （第11章）

農業的興起會觸發群聚傳染病的演化，其中一個原因是，比起狩獵─採集的生活形態，農業得以養活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人口。採定居形態的農夫生活圈不出自己的污水排放區，等於是為微生物提供一條侵入人體和水源的捷徑，城市的興起則使微生物更加繁盛。 群聚傳染病的媒介，它們也寄生在我們豢養的牲畜和寵物身上，像牛和豬等這種人類社群大規模飼養的動物，身上早有一大群等著登陸人體的微生物，純屬動物的疾病漸漸轉變成人類專屬的疾病。歐亞族群長期與病菌共生的情況下，要不是因此而獲得免疫力，就是累積了抗病的遺傳力。那些疾病包括天花、痲疹、感冒、黑死病、肺結核、斑疹傷寒、霍亂、瘧疾等等。相對於這張人類殺手的名單，美洲社會在哥倫布造訪之前，唯一經驗過的群聚傳染病，只有非梅毒螺旋體病，因此當歐洲人踏上新世界時，毫無抵抗力的居民就慘遭人口削減。

近因 2：文字 (第12章)

大多數歐亞國家都有識字的官僚系統，平民中也有很高的比例能讀書識字。文字方便政治管理與經濟交換，激勵與指引探險、征服的雄心，使資訊與經驗得以累積、傳布，不受時空限制。一言以蔽之，文字增強了歐洲社會的競爭力。文字在知識的傳達上，可以更精確、大量而且詳實，現代社會的力量正是來自文字，我們因而得以汲取遙遠時空的知識。帝王和商賈都是利用文字發號施令、組織船艦向海外擴張。艦隊航行依循的海圖和航海指示都是以前的探險家留下來的。這些記載告訴後代探險家外地的景況，使人得以未雨綢繆。帝國的統治、管轄也靠文字。相對的，在美洲只有中美洲一個小區域的一小撮知識分子，掌握了文字的奧秘。印加帝國發展出一種流水帳系統和標識符號（類似結繩記事），可是與文字比起來，功能差遠了，無法作為傳遞詳細資訊的工具。。現存的中美洲文字歷史最為久遠的，是來自西元前600年墨西哥南方的薩波特克地區（Zapotec），我們了解最多的則是馬雅低地的文字，最早的書寫年代據推斷為西元292年。

近因 3：科技技術 （第13章）

歐洲人征服美洲的近因中，可與病菌的威力比美的，是技術。雙方的技術每一個面向都有差距，這些差距源自雙方社會的不同發展史——歐亞世界中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都市早就
興起了，都市裡人口稠密、經濟分工、政治集權，都市之間互動頻繁、相互競爭。可以從五個技術領域進一步觀察舊世界與新世界的差異。第一，1492年所有歐亞大陸上的複雜社會都已經使用金屬工具了——起先是銅器，然後青銅器，最後鐵器。相對地，美洲所有社
會仍以石頭、木頭、骨頭作為製造工具的主要材料。第二，軍事兵器以歐亞大陸的最具威力。此外，美洲土著也動員不了什麼動物，足以對抗歐洲人的馬匹。第三，歐亞社會用來運轉機器的能源，比美洲土著的豐富得太多了。傳統上都以「十八世紀英國以蒸汽為動力」作為「工業革命」的起點，事實上，一場以風力與水力為基礎的工業革命，中世紀時就已經在歐洲許多地區展開了。到了1492年，歐亞大陸上所有利用獸力、風力、水力完成的工作，在美洲仍舊以人力操作。第四，在歐亞大陸上，輪子用作能量轉換的裝置，是後來的發展，輪子老早就是陸路運輸的基礎。美洲土著從來沒有利用輪子做過前面提的那些事，在墨西哥發現的陶製玩具上倒是有輪子。第五， 航海。許多歐亞社會發展出大型帆船，有些能迎風破浪、橫渡大洋，並裝備了六分儀、羅盤、尾舵、大炮。無論裝載量、速度、操控性、耐航性，那些船隻都比美洲土著建造的筏子優越多了。

近因 4：社會組織 (第14章)

戴蒙主張密集農業和複雜社群由於自體催化，有互相刺激的作用。也就是說，人口成長將使社群日益複雜，而社群的複雜又會助長密集農業，從而刺激人口成長。中央集權且複雜的社群精於公共建設（如水利系統）和遠方貿易（進口金屬以製造更多農具），經濟分工也較細（可用農民的穀物供給牧人，又提供牧人的牲畜給農民幫助犁田）。這些能力都將助長糧食生產，從而締造高密度的人口。
因此他認為關於國家的起源跟一地人口的數目有關。文化人類學家為了描述人類社會的多樣性，經常將人類社會分為不同的類型：隊群、部落、酋邦和國家。當人口越多，社群必然越複雜。例如一樣是酋邦，人口眾多者，則越傾向中央集權，社群分層越多，且越趨複雜。一地人口的數量、密度或壓力對複雜社群的形成有絕對的關係。原始國家就是超大型酋邦再更上一層樓。 國家和酋邦相比，中樞的控制範圍更大，經濟的重新分配（稅收）形式也更廣。國家內部的衝突越來越依賴司法和警察系統。最根本的差異就在國家是有組織的政治實體，領土有一定界線，不像隊群、部落和原始的酋邦主要繫於親屬關係。
長期發展下來，歐亞社會與美洲社會在政治組織方面逐漸有不同發展結果。許多歐亞大陸的國家或帝國，都有國定宗教，以維繫國內的政治秩序，團結民眾、對抗異族。美洲有兩個帝國，印加與阿茲提克。她們與歐亞大陸上的帝國，在各方面都很相似——面積、人口
、語言成分、國定宗教與起源。但是因為發展的時間速率不一致，競爭力就有了明顯的差距。（細節可參考《人類大歷史》第三、第四部有很精彩的說明）
小結：農業生產改變了不少社會的命運，而糧食生產催生文字發明。歐亞大陸因為生物資源而搶先，後來的世界不平等不僅是糧產、物產、技術和發明所決定，更是互動後的結果。原來，比如非洲與歐洲有不同的歷史發展，與其面積、軸線、生物資源相關。但並不是說文化與性格並不重要，像日本放棄火槍、中國放棄遠洋航行，就是文化和性格的影響。因為技術會衍生另一項技術，失傳了便失去了下一項的發展機會，就改變了中國和日本的科技發展的命運。

四個世界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

第一組因素，洲際差異，就是可供馴化的動、植物食物資源 :

糧食生產非常重要，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剩餘糧食餵養不事食物生產的專家，而在發展技術與政治優勢之前，充足的糧食可以餵養更多的人口，人口的優勢很容易轉化成軍事優勢，使社群進可攻退可守。要發展出複雜的經濟體系、分化社會階層、集權的政治組織，也是完全由糧食生產決定。以可供馴化的生物資源來說，歐亞大陸最得天獨厚、非洲次之、美洲又差多了，而澳洲簡直是不毛之地。

第二組因素，那些影響傳播與遷徙速率的條件：

有了傳播與遷徙，文明才可能傳播和交流，但各大洲在這一方面有很大的差異。在歐亞大陸上，傳播與遷徙最迅速，因為歐亞大陸的主軸是東西向。在非洲傳播的速度很慢，美洲更是特別的慢，因為大陸主軸為南北向，生態與地理障礙較難克服。而新幾內亞作為太平洋中的島嶼，傳播和遷徙的條件更是非常不利。

第三組因素，洲際傳播的條件：

由洲際傳播也可以獲得一組農作物、牲口，和新技術，使社會進一步發展。在過去六千年中，從歐亞大陸到非洲亞撒哈拉是最容易的。歐亞大陸又獨佔優勢，而美洲就比較差，澳洲就更差了。澳洲土著與歐亞大陸隔著大洋，中間點綴著印度尼西亞，歐亞大陸在澳洲的遺澤，已經證實的只有澳洲野狗。

第四組也是最後一組因素，是各大洲在面積或人口總數上的差異：

面積越大、人口總數越多的大洲，就有更多的發明家，更多的社會相互競爭，更多的創新。必須有足夠大的土地面積，和足夠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發展。世界各大洲中，歐亞大陸的面積最大，相互競爭的社會數量也最多，澳洲與新幾內亞就小得多了，塔斯馬尼亞更不用說。美洲的面積雖然很大，卻給地理與生態分割開來，實際上像是沒有緊密聯繫的幾個小洲。

論證小結：
作者戴蒙將造成各大陸民族之間的差異產生的原因歸結為環境的差異，其「生物地理決定論」的核心可以總結為：各大洲「自然資源」的不平等，正是造就至今社會文明發展落差的主因。歐亞大陸較其他大陸更具有發展農牧業的優勢和技術傳播的條件，因此歐洲人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不是相反。今天的世界現況，其實早在一萬三千年前就決定了，換句話說，各洲社會、文化的巨大歧異不在生物基因本身，不是人種或文化，而在地理環境的差異。

中國問題：

按照這樣四條標準，最有利於文明發生發展的地區，毫無疑問必在歐亞大陸某處。事實上，戴蒙德在歐亞大陸找到了兩處這樣的地方：第一處是「中東肥沃新月地帶」，即古稱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及其周邊地區，根據現今已發現的證據，該地區確實是人類文明發達的最早地區。第二處則是中國，在戴蒙德眼中，中國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區。但為什麼肥沃新月地帶和中國當時都沒有出現歐美的「現代國家」？ 為什麼是歐洲社會殖民美洲與澳洲，而不是肥沃月彎、中國或印度？這顯然需要進一步的解釋。

在收場白這一章裡戴蒙給了一個簡短的回應。他認為中國在現代史上喪失了政治與技術的優越地位，讓後起之秀的歐洲超越了，追根究柢必須從中國長期統一與歐洲長期分裂的歷史下手。中國先馳得點，於唐宋之間成為技術大國，領先世界。中國也曾經是世界領袖，1405-1432年，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不論規模和時間也都比歐洲社會強許多。但是中國的地理條件最後讓中國付出了代價——只要獨裁者一個決定，就能阻滯創新。在政治制度
上，歐洲的分裂反而優於中國的大一統，因為大一統的中國只要政府一聲令下，鄭和龐大的艦隊就全面停擺，但是哥倫布卻可以從分裂的歐洲各國裡找到機會去發展。正因為歐洲是分裂的，哥倫布才有機會在幾百位王公貴族中說服一位，資助出海的費用。也因為分裂，必須競爭，只要某個國家在哪各方面領先了，其他國家也會急起直追。

從對中國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看出戴蒙的生物地理決定論並不是簡單的環境決定論。事實上，他要強調的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和來自不同個體、不同社群的互動。只有在歐亞陸塊上，不同的族群可以「實驗」不同的發展方向，不同的族群有機會從互動中累積集體的實力。雖然他的答案必然引發更多的問題與思考，如「地理決定論」的標籤問題；以科學論述歷史的利與弊，以及人文與科學的爭議等。

讀後心得：

戴蒙的科學背景向我們顯示了歷史研究和科學是息息相關的：要說明歷史不再只簡單地依靠政治事件，經濟指標，文獻資料來進行研究，還要跨越很多學科來拼湊才能窺探全貌。過去的歷史認知是有局限性的，我們被局限在人的本身，以及人本身所帶來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等。我們忽略了人以外的外部因素，以為那是不重要的，我想背後的隱藏思想是啟蒙時代人文主義和進步主義帶來的優越感，我們相信人定勝天，科學的進步可以讓我們打破自然環境的限制。

我認為戴蒙的論證確實超越了簡單的「地理決定論」，提出的理據和分析令人信服。也成功地打破地理決定論和種族主義的連結，走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他的理論引起了兩極化的反應，有些歷史學者指責他在宣傳（傳統的）「地理決定論」， 這個標籤似乎有令人不快的意涵，例如「人類的創造力無法影響歷史」、「人類只不過是受氣候、動物相、植物相擺布的棋子」，這主張會鼓勵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貶低非西方社會的人。
關於這點，我在前面的定義部分就已經解釋過了。

還有另一種反對他的人認為他的理論過於簡單地將人類歷史發展進程指向了環境的的絕對影響，但我認為這樣的批評有誤解存在。其中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決定」這兩個字。那誤解的關鍵就是將戴蒙說的因果關係以為是一條「必然關係」，但綜觀整本書，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他說的因果關係是指「相關性」的連接。歷史的終極因和近因都是關鍵性因素，彼此相互影響，互相滲透。地理環境只是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並不必然會導致了這種結果的產生，這是一種渾沌理論的因果觀。他也同意文化、制度和人為因素的影響力。有些文化差異的形成跟環境有關，但他也認為有些是無關的。對於文化特異性格的歷史意義，雖是重要的問題，但他承認目前他無法作答。對他來說，解答那個問題最好的途徑，是先把主要環境因素的作用都找出來，然後針對仍然令人不解的部分，再從文化下手。這個觀點可以在他的下一本書《大崩壞》裡有更清楚的說明。他同意人類可以改變一個地區的發展進程，但要強調的是如果不顧自然的限制，就一定會遭受災難。自然環境不是絕對的決定者，但它的力量也不可小瞧。下一次我們就來談談《大崩壞》這本書。

延伸閱讀：
【CASE說書人】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王道還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8iZMPdAn4&t=221s
《人類大歷史》回顧智人發展史，重新面對現代生活的挑戰 – 哲思饗宴 Philosophy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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