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荊尸授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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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尸授孑[轉]

關於楚人的戰力，另一種常見的評價是「輕」，好比說鄢陵之戰前晉國的欒書就說「楚師輕窕 」，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的繞角之役中，叛逃到晉國的析公也說「楚師輕窕，易震盪也 」，張儀遊說秦王時也說「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 」，司馬遷則說楚人到漢初還是不改舊習，「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貨殖列傳〉也寫道「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而「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這種「輕」一部分是相對於以戰車列陣而言，畢竟車戰是一乘四馬栓在一起，即便要逃走，三人搭車也比棄車奔逃還快，生還機會還比較大；《左傳》當中多的是戰車上的射手回頭射退追敵的記載，有的是敗軍乘車逃亡，有的是致師的勇士挑戰完後給人追著邊射邊逃回自家陣營。總而言之，車乘作為一個戰鬥單位，同進退是天生的，被打散經常得是物理上被打散；而徒卒就不是這樣，一伍之中若人心不齊、各有私心私怨，或者戰局一壞、心理壓力一大，並沒有同車共乘的物理條件限制其各自奔命，卒伍瓦解甚至不必等到實際交鋒。換言之，除了武力上以長戟「授孑」列陣之外，心理上還得加強卒伍內部人員的羈絆，戰鬥單位才不至於輕易崩解；換言之，除了兵器在物理上上得擋得住敵兵，「荊尸」的陣容也得讓士兵在心理上經得起敵人衝擊。

晉、楚邲之戰前夕，晉國的士會(隨武子)分析敵情，認為楚國有數項優勢，不利於晉國與其爭鋒，其中一項便是「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既然缺乏合格戰馬的楚國不得不採用徒卒填塞陣列、持戟抵敵，額外增加的兵源就得擴大徒卒徵召的範圍來彌補；雖然楚國沒有徵召擴及國人之外，但楚國本地的國人作為兵源，還得有效開發利用。春秋時期的國人並非人人當兵，許多從事的是工、商業；楚國想將兵源擴及士以外的農、工、商人，若將從軍的義務不分行業、不考慮其負擔能力一體課賦，恐怕不免妨礙到這些國人的生計。大概在邲之戰前，楚國已經比較能拿捏好比例，不同職能的國人課以不同的軍賦，所以能將所有國人徵入伍而「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解決的辦法不外乎適才適所、以其技能分派兵種和相應的軍役負擔，平時嫻於軍事訓練的士階層服役於車乘，而缺乏射、御技能的商、農、工、賈大概以徒卒為主，彼此不相混淆。既然步卒、車乘當中彼此因為職業身分相近平日就彼此熟稔，單位內部的認同、凝聚力自然不低，戰陣上能夠一呼百諾(春秋時期作為徒卒單位的一個「卒」，一般是百人)、彼此照應，所以說「卒乘輯睦」。相對來說，戰國以後逐漸齊民化的楚軍反而就失去了這樣的凝聚力，士卒雖然輕剽悍勇，過於輕便的兵器甲冑適足以加劇其奔逃的傾向，不免如張儀所言「輕走易北」了。

《莊子》〈徐無鬼〉裡莊子說了一個誇張的故事：

「郢人堊(白堊)慢(塗抹)其鼻端若蠅翼，使匠人斲(削)之。匠石運斤(斧頭)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搭檔)死久矣！」

石灰是工匠的塗料、斧頭(斤)是工匠的工具，《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0年)記載衛國的工匠參與叛亂，就是「皆執利兵，無者執斤」。《周禮》〈考工記〉裡頭記載各種職能的匠人，其中的「車人」造牛拉的大車，各種零件的長短尺寸也都是以斧柄(「柯」)為基準來製作 。一個郢都人在鼻端上抹蒼蠅翅膀大的石灰，其搭檔工匠某石竟能用斧頭把白灰劈去，毫髮不傷人；神技令人驚異，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巧手工匠竟然不是賣手藝，而是玩命賣藝。莊子說到庖丁解牛、痀僂承蜩，都是行業內的匠藝打磨得千錘百鍊，才有發揮到極致的神技，怎麼到了郢人與匠石的故事裡卻不務正業了呢？不過，考量到楚國很早就把國人中的工匠階層徵入軍伍，拿斧子劈人當訓練，並非毫無道理；莊子的故事應有所本。《左傳》的記載當中楚國的工尹經常參戰，甚至率領一路人馬獨當一面 ，國人中的工匠階層在楚軍中有多大的份量、戰鬥時的腳色如何吃重，由此可見。

不過，工匠參戰最直接的效益之一其實是提供後勤保障；將國人不分士農工商全徵入伍，除了擴大兵源的同時保持其共同體意識、使單位經得起考驗、挨得過戰鬥之外，工匠職能豐富的兵源還替楚軍增加了許多列國缺乏甚至不具備的能力。鄢陵之戰楚軍失利但尚未大敗，戰意充沛的司馬子反還能「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大有捲土重來之勢；子反能有再戰的底氣，自然是倚靠工匠們修補器甲車乘的拿手絕活了。而利用工匠幹活的能力為軍事服務，早自楚武王荊尸授孑以伐隨的那年便已開始取得成效；當時楚武王龍體未安，卒於軍中，但楚軍不但沒有因此退師，還一路「除道、梁溠」(開路，在溠水上修橋)浩浩蕩蕩直抵隨國「營軍臨隨 」(築壘逼攻隨國)，逼得對方行成求和後才回師，渡過漢水後才為楚王發喪。這一路開道、架橋、築壘自然有工匠有武之地。

再說到楚國的築城或者野戰工事，還不少出彩的記載；《春秋》與《左傳》當中關於築城的記載可多了，總計有65回，其中魯國的就有25次，楚國13次，晉國8次，其餘界於1-3次之間。魯國紀錄多自然是因為《春秋》為魯史的緣故，像楚國的13次就只見於《左傳》，全不見於《春秋》，而魯國的築城紀錄當中有23次都記載於《春秋》。由此可知失載於《春秋》與《左傳》的築城紀錄肯定還有很多，Paul Wheatley的統計顯示春秋時期至少有城邑466處，就比西周時期多了375城。楚人築城見於紀錄的雖較多，然而比之中原諸國，春秋早期楚人是比較不情願築城的，西元前七世紀中葉楚都郢都尚未築城；春秋中期併吞東邊的群舒，也不築城。這與晉國從春秋伊始就侵攻戎狄、築城闢地大異其趣 。然而就是這樣不愛築城的楚國，築起城來卻甚有法度，以至於《左傳》偏要大書特書：

「令尹蒍艾獵(有說法認為蒍艾獵即孫叔敖 )城沂，使封人(以封疆、築城為職的官員)慮事，以授司徒(負責調動伕役)。量工命日(計算工期開工)，分財用，平版榦(夾住夯土牆的木板)，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30天完工，與往例不相上下)。」(《左傳》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

蒍艾獵築沂城築得井然有序，而照《左傳》「不愆於素」的溢美，這等績效在楚國也不過是日常。相對地，《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成周築城，也是「記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一套程序下來三十天內畢於一役，但卻是晉國聯合齊、宋、衛、鄭、曹、莒、滕、薛、杞、倪諸國之人共同完成。而《左傳》中的其他築城記錄不是傳文簡略，就是被當作反面教材來描寫，好比說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國的華元築城，因為他是大敗虧輸給鄭國、被擄去戰車四百六十乘的敗將，築城的伕役見華元一來便唱起歌謠，用滿是譏刺的歌詞嘲諷他；也命人編唱詞嗆回去的華元竟然嗆不過，落荒而逃。而襄公二年(公元前550年)陳國的築城更失敗，因為夾夯土牆的木板墜落而處死伕役，遂引起役伕的全面叛亂，主持城功的慶虎、慶寅被殺，陳國也因此被楚國拿下。築城的督工不好當，依序如期竣工遂顯得難能可貴；而楚國在春秋之世就已經修築了方城，開戰國諸雄各修長城的風氣之先，得多虧有上軌道的制度與有經驗的人手。

楚人的築城能力不限於非戰時期，戰時敵前築城築壘更有一手，前引《左傳》進攻隨國的段落就是一例。春秋列國在野戰中、攻城時築壘的紀錄很常見，但楚人築壘掘壕更有效率、更有技術細節。好比說《左傳》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記楚軍圍蔡，「里而栽(離蔡城一里外築壘)，廣丈、高倍(壘牆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只用了九天就完工。《左傳》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楚、吳戰於長岸，楚國擄獲吳國的大艦「餘皇」，將戰利品拖到岸上挖壕戍守，防止吳人奪回；掘壕時挖到泉水，還另外挖出排水溝、溝中填塞木炭(「盈其隧炭」)吸水防潮。積炭防潮的方法在整個周代非常普遍地用於墓葬之中 ，而楚人逕用於戰陣之上戰壕之中，可見其防禦工事之講究。

而工匠階層對楚軍的幫助不僅限於防禦工事的修築；不但工事可以是圍攻敵城的手段，工匠製作的攻城機具更不在話下。《墨子》卷十三〈公輸〉講了公輸盤為楚國造雲梯等攻城器械，準備攻宋，墨子摩頂放踵入楚救宋的故事。這家喻戶曉的傳奇裡最後一個橋段，是雙方虛擬戰況，「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用盡了攻城手段、子墨子卻防守得遊刃有餘，公輸盤準備用解決對手肉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墨子卻說道「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打消了楚王的殺意和攻宋的主意。這個故事固然彰顯墨子的智巧，但也反映楚、宋之間，攻守城寨時製作器械的能力差距。公輸盤不像墨子有弟子三百幫他製造器械，但楚國自有一批熟手工匠，不必他魯般事必躬親；而宋國雖然是憑城守禦的一方，城內工匠按理也不會少，墨子卻還得派自己的弟子帶著他製作的器械去坐鎮，才算放心。

魯般的故事還見於《墨子》卷十三〈魯問〉，說這回他幫楚國製造水戰用的「鉤強」對付越國的舟師，「鉤強」追擊時可鉤住敵船，逃跑時能拒止敵船，使得楚國的水師能維持節制、掌握主動，因而大敗越人。同樣的器具魯般不為越人製作，大概與他不為宋人製作守城器具一樣，關鍵還是他一人忙活不可能滿足全軍需求，還得有一批熟手工匠替他分勞。「鉤強」對楚國來說不是陌生的戰具，其作用、形制恐怕與長戟無異，只是水戰用
的或許尺寸加倍，對楚國的工匠來說制作起來自然輕車熟路。

更直接的證據則可見於《左傳》中鄢陵之戰的段落。當楚軍「晨壓晉軍而陣」時，晉軍的意見分歧，有主張「固壘而待之」的，有主張「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將部隊行列間的道路拓寬) 」的。這裡饒富趣味的是，楚軍壓晉軍營壘而陣，可見楚軍的主力主要是徒卒了，畢竟沒有讓戰車對著營壘列陣衝鋒的道理；傳文中且屢屢提及楚王中軍為「王卒」，也可說明主力是步兵。而晉軍的反應更有意思，既有主張憑壘據守的，更有主張把營壘內部的障礙物都移除、好整理出戰車活動的空間，寧願堅持車戰也不願被楚國的攻城能力考驗。作為防守方應占優勢的晉軍怎麼還顧慮對手攻壘呢？這大概還是顧慮對手攻壘時手邊有現成的器械，晉軍卻沒有。傳文接著就講道：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伯州犁)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楚國君臣在巢車上眺望晉軍，把對手的動向看得一清二楚。巢車之類高聳的攻城器械出現在野戰的戰場上，頗為違和，畢竟像《商君書》所說的「將軍為木壹(臺)，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這種瞭望台應該是「攻城圍邑 」之用；不過既然楚軍徒卒中多的是工匠，事前整備甚至當場修造巢車或許也不是大難題。在後續的戰鬥中晉軍果然還是主動以車乘出擊擊退楚軍，儘管地形並不利於車戰，晉厲公的座車還一度陷入泥淖；而楚軍雖然失利，卻依然依托險要，「薄於險」，靠著養由基的善射和叔山冉的善戰擊退晉軍的車乘，「晉師乃止」。

雙方各自依賴車乘、徒卒的特性選擇戰場、整理戰地，打了個平局。晉軍走的是正規車戰的套路，楚軍卻把會戰打成營壘攻防，大概比起列陣合戰，攻守城寨楚軍還是比較有把握的。陳槃援引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等著作考察春秋霸主兼併列國的數目，秦國多的說是「并國二十」，少的說是「兼國十二」；晉國說是「所滅十八國」，齊國說是「兼併十國之地」，魯「在春秋兼有九國之地」，宋「兼有六國之地」，大抵說來多不超過二十國，少的止個位數。楚國滅他國卻是遙遙領先，「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 」，是其他大國的兩三倍以上；說起來楚人對攻城有信心，還是有實際戰績背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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