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長崎觀光指南:歷史篇(三)江戶時期(下)

長崎市歷史人文觀光指南:歷史篇(三)江戶時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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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相關景點

出島
福砂屋本店
西伯德紀念館
新地中華街
唐人屋敷跡(土神堂、天后堂、觀音堂、福建會館)
興福寺
崇福寺
眼鏡橋

本篇講述長崎江戶時代的歷史，分為上下兩篇，下篇主要是講述荷蘭與中國商人的貿易與生活與外國文化的交流。在江戶時期的鎖國政策下，荷蘭與中國不但貿易額隨時間減少，商人生活空間也被壓抑，但貿易仍對日本產生影響。由奉行荷蘭語翻譯為首所發展的「蘭學」，擴展了日本的學術視野。中國傳來的宗教、技術、繪畫與飲食，也對長崎與日本文化產生影響。

荷蘭商館的貿易與生活

上篇提及位於長崎外海的人工島「出島」，是鎖國時代荷蘭在日本的唯一商館與生活據點。每年荷蘭商船入港的時間約為舊曆的6-7月，出港約在9月20日前，每次入港時長崎奉行所會派出2位「檢使」，1位上船檢查出航紀錄、船員與貿易貨品，1位指揮將船上的大砲與火藥卸下暫時於特定處所保管，直到出港才能返還。

檢使檢查上列事項後，便將船上的貨物卸下到出島，分為「本方」與「脇荷」兩種貨物分別儲藏，本方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商品，脇荷則是商館人員的私人貿易品，利益歸於商館人員所有。貿易品在經過檢查之後會做成目錄，重要的貿易品會運到長崎奉行所，由該所直接檢查。

荷蘭貿易的數量隨者時間逐漸減少，例如17世紀下旬每年保持3-4艘以上，但1715年的「正德新例」限定在每年2艘，1790年後更限制到每年僅1艘。荷蘭貿易的主要輸出品為銀、銅等金屬，尤其江戶時代初期銀的輸出曾是主力，甚至曾高達九成以上，後來幕府害怕銀大量外流而禁止輸出，主力由銅取代，其他輸出品包含樟腦、陶瓷器、漆器等。由於幕府始終顧慮金屬外流，造成限制貿易數量的主要因素。

荷蘭主要輸入品以蠶絲與砂糖為主，前者是初期主要輸入品，後來日本自製蠶絲增加後，輸入品以砂糖取代，尤其東印度公司所在的現在印尼產砂糖大受歡迎，其他輸入品包含玻璃、歐洲陶瓷器、藥物、金屬、書籍等。現在長崎的名產「長崎蛋糕」(カステラ)底部的砂糖，就是長崎飲食文化受到貿易影響的象徵，而1624年所創立的「福砂屋」以長崎蛋糕的老店聞名。

由江戶時代出島的繪圖可以看到，出島的建物包含倉庫與住宅兩類，其中除了部分商館人員住宅外，其他都是日式房屋，另外可以看到菜園，也有養牛豬等牲畜，就是為了這些商館人員使用。每年如耶誕節、新年等西洋重要節日，商館人員會開辦宴會，準備豐盛的西洋料理與美酒，邀請長崎奉行的官員、翻譯與會。

在出島的荷蘭商館人員除了商船進出日本那幾個月以外，由於未經准予不能隨意離開，島上的生活可以想見相當沉悶無聊，因此往往邀請「遊女」這藝妓到出島陪伴，有趣的是遊女也是唯一可以隨意進出出島的平民。商館人員與遊女陪伴下難免有私生子的出現，這些私生子不能跟隨父親離開日本，往往生活坎坷，不過也有像西伯德(シーボルト)女兒楠本イネ這種後來事業成功的例子。

西洋學術與「蘭學」的發達

日本進入鎖國與禁教之後，雖然也限制了西洋學術，但到了18世紀江戶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時，由於他獎勵學術研究，因此放寬了西洋圖書輸入日本的限制，因此開始以荷蘭語作為西洋學術媒介的「蘭學」。長崎身為西洋貿易的入口，有藉由西洋科學研究日本的出島學者，也有藉荷蘭語翻譯而進行西洋學術研究的日本學者，使得長崎成為西洋學術的核心。

出島的商館醫生部分是學者出身，他們藉由來到日本的機會，以西洋學術方法來研究日本，並教導日本人，除了有助於歐美對日本的瞭解，也對日本的西洋學術有所貢獻，俗稱「出島三學者」的肯普佛(ケンペル)、通貝里(ツュンベリー)與西伯德(シーボルト)便是其中代表。

肯普佛(ケンペル)是德國人，1690起在日本待了2年，曾研究日本的歷史、風俗、動植物等，回國曾著有「日本誌」，是歐美首次對日本的系統著作。通貝里(ツュンベリー)是瑞典人，1775年在日本一年期間採集與研究日本植物，回國後著有「日本植物誌」、「日本植物圖鑑」等。

西伯德(シーボルト)是德國出生的醫師，在江戶時代末期1823-1829年以醫師身分前來日本，除了從事醫療外，曾在長崎郊外開辦「鳴滝塾」，除了當作診療所外，並講授西方醫學等知識，培養相當多日本的醫學人才。1829年西伯德被幕府人員發現攜帶被禁止輸出的日本地圖而被驅除，直到幕府末年開港通商，1859年才以荷蘭貿易商顧問身分再度前來日本。西伯德在日本期間也對日本的歷史、風俗與動植物有廣泛研究，回國後也曾出版不少介紹日本的專著。如今鳴滝塾舊址附近有西伯德紀念館，紀念他對日本學術的貢獻。

由荷蘭傳入的「蘭學」，是以荷蘭語的研究為基礎，這方面尤其是在長崎奉行擔任荷蘭語翻譯貢獻甚大，如志筑忠雄曾著有「蘭學生前父」、「和蘭詞名考」等，另外江戶時代晚期在荷蘭商館長指導之下，由中山時十郎、吉雄權之助等11名翻譯所編著，俗稱「長崎ハルマ」的蘭日字典為集大成，另外也有英語、法語的研究著作。

在荷蘭語翻譯的努力之下，許多西洋書籍紛紛翻譯成日語，成為「蘭學」的養分，例如志筑忠雄譯有介紹萬有引力的「曆象新書」、數學書「三角算密傳」、地理書「萬國管窺」等，本木良永譯有「阿蘭陀地球圖說」、「太陽窮理了解說」等天文學書，包含介紹哥白尼的地動說。

在學術上也有專家輩出，例如18世紀時的吉雄幸左衛門(又稱吉雄耕牛)師事荷蘭商館學者，精通許多西洋學問，尤其外科醫學上貢獻甚大，被稱為「吉雄流」，並曾向通貝里學習梅毒的水銀療法。江戶時代影響極大的西洋解剖書籍「解體新書」，作者前野良澤與杉田玄白也曾向吉雄耕牛請教，後來吉雄為本書作序。楢林宗建師事西伯德，曾在1848年從荷蘭商館習得牛痘的治療，並在隔年在日本試驗成功。

中國商館與唐人屋敷的形成

長崎除了荷蘭以外，也是中國商人的通商港口，當初並沒有像荷蘭出島一樣限制商人住居，但後來為了防治走私，因此於1690年建造了「唐人屋敷」，比照出島成為中國商人的居住地。由於中國商人人數比荷蘭大很多，因此唐人屋敷面積是出島的2倍以上。

唐人屋敷位於今長崎中華街附近的山坡上，依據江戶時代的圖片，屋敷出入口只有一個「大門」，進去有一個小型的廣場，其中有配置「檢使」、「乙名」、翻譯等職員辦公室、警衛所、倉庫、牢房等，之後便是「二之門」，進去之後便是中國商人的居住地，門口戒備與荷蘭出島一樣森嚴，禁止隨意進出(不過跟荷蘭人一樣，中國人也有女子陪伴需求，因此「遊女」這藝妓除外)。唐人屋敷內有土神堂、觀音堂、天后堂等廟宇，目前依然存在，已經被長崎市列為古蹟。

有關中國貿易的設施除了唐人屋敷外還有「新地」，主要是因為1699年本來存放中國貨物的倉庫遭遇大火，許多貨物遭到燒毀，損失慘重，因此1702年建造了「新地」這人工島來存放貨物。江戶時代結束後，這裡成為華商的聚集地，也就現在俗稱的「新地中華街」。

與出島類似，長崎奉行也有不少人員來管理唐人屋敷，領導人同樣被稱為「乙名」，也有「組頭」、「筆者」等職員輔佐乙名執行業務。職員中也有「唐通事」，也就是中國語的翻譯，由於中國商人較多，因此中國語翻譯人數曾達荷蘭語的2倍，職權也有細分化，例如有大通事、小通事等級，與幕府將軍的專屬翻譯。與荷蘭語不同的是，中國語翻譯幾乎都是中國人的後代，後來有些歸化成日本人。

中國商館的貿易

由於日中貿易關係密切，中國貿易的數量自然大於荷蘭，尤其初期尚未鎖國前相當繁榮，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船隊尤其活躍。但隨者日本進入鎖國，為了擔心銀、銅金屬外流，因此逐漸緊縮貿易數量。1689年中國入港船隻限制在70艘，1715年頒布的「正德新例」限制到30艘，1791年後更限制到只有10艘。由於貿易數量減少，唐人屋敷內的商人也隨者時間減少。

當中國船隻入港時，與荷蘭一樣會派出2位「檢使」來檢查出港地與船員，由中國語翻譯來詢問船員是否攜帶違禁品前來，之後搬運貨物下船，船隻則由專人保管。與荷蘭不同的有幾點，例如船員被要求腳踏耶穌或聖母瑪利亞像的「踏繪」，檢查有無信仰天主教，另外當時中國船隻都會攜帶媽祖像，下船時會把媽祖像寄放在天后堂中。回程時會計算中國商人在長崎的費用，並嚴厲檢查船員的行李，再把媽祖像上船。

江戶時代初期中國貿易品與荷蘭類似，主要輸入品為蠶絲與絲織品，後來為砂糖，輸出品為銀、銅等金屬，另外中期以後主要輸入品還包含藥材與書籍，輸出品還包含被稱為「俵物」的海鮮乾貨，包含海參、鮑魚等高級食材。後來進入近代後，這些海鮮雜貨依然是長崎華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除了正式貿易外，在海上進行的走私貿易也相當盛行，當時被稱為「拔荷」與「拔船」，甚至形成不小的商業集團。成員除了鋌而走險的商人以外，也包含長崎的市民與在奉行任職的職員與翻譯等。江戶初期走私便相當普遍，後來幕府限制船隻數量後，反而讓這現象更為盛行，手法也逐漸精緻化。幕府末期的雄藩薩摩藩，除了獨佔琉球的貿易外，也在長崎等地進行走私貿易，累積不少財富，成為後來擊垮幕府的力量。

中國文化的傳播

隨者中國商人在長崎的活躍，起源於媽祖信仰的中國寺廟也紛紛建立。當時航海人媽祖信仰極為普遍，如上述每艘船上都有媽祖像，上港之後便把媽祖像放在天后堂中，也因此長崎市中有許多天后堂，至今仍有許多留存。當時中國商人來自於江蘇、浙江與福建等，而福建又分為福州、泉州與漳州商人，各自藉由地緣關係上互相競爭。由天后堂為基礎而建立的中國寺廟，其中興福寺、崇福寺及福濟寺等「長崎三福寺」，又稱為南京寺、福州寺、漳州寺(泉州寺)，顯示信仰者的地緣關係。

江戶時代長崎中國寺廟對日本最大的影響，便是佛教新宗派黃檗宗的傳入。當時興福寺於1654年從中國福建招來隱元隆琦這禪宗高僧，引起日本佛教界很大的轟動，包含德川幕府將軍與天皇都是忠誠信徒，他也成為黃檗宗的創始人，1661年創立於京都宇治市的萬福寺成為該派大本山。跟隨他引進的煎茶與普茶料理(較油膩的中國式素食料理)也曾在日本流行，對於日本佛教與文化的影響甚大。

除了宗教以外，也有其他技術與文化由中國傳入。今日長崎的著名觀光景點眼鏡橋，便是1634年最早由興福寺的住持引進中國的石造工人來建造，14年後再度損壞修護後，曾維持了300年之久，顯示中國建造技術的精勘。中國繪畫也從長崎為起點影響日本繪畫，例如興福寺住持逸然本身也是畫家，創立「漢畫派」，門下子弟甚多，另外清代畫家沈南蘋曾在1731年起在長崎生活2年，創立「南蘋派」，其細膩與鮮明的花鳥畫也曾在日本流行。

不同於荷蘭商館的節日，在長崎中國的節慶不但十分盛大，也歡迎長崎市民一起同樂。每年農曆正月15日的元宵節，各寺廟會舉辦「上元祭」，許多人前往參拜，屋敷內掛滿了燈籠還有舞龍舞獅表演，這也是現在長崎燈會的原型。農曆7月26-28日的「普渡」，會準備大量的供品祭拜眾生。每年3次祭拜媽祖的「菩薩祭」，祭典結束會辦桌招待，晚上也會在船上掛上燈籠，形成水上「千燈籠」的優美景觀。另外長崎獨特的宴席料理「桌袱料理」，就是長崎的在地飲食與中西雙方混合後的代表作品。

(下篇待續)

本篇參考書籍文獻

林明德，《日本中世近世史》(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原田伴彥，《長崎：歴史の旅への招待》(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64年)。
長崎市史編さん委員會，《新長崎市史 第二卷近世編》(長崎市：長崎市，2012年)。
長崎市史編さん委員會，《「新長崎市史」普及版》(長崎市：株式会社長崎新聞社，
2016年)。
瀨野精一郎、新川登亀男、佐伯弘次、五野井隆史、小宮木代良，《長崎県の歴史》(東京都：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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