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從神機馬隊到拒馬騎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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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機馬隊到拒馬騎營[下]

余子俊訂下的馬隊編制中有攜帶構工用的鍬钁，戚繼光 、馮瑗的著作則未明確提及。不過即使沒有帶挖土的工具，緊急情況下還是有辦法挖掘工事的。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十〈土蠻列傳下〉便描述了萬歷十一年(1583年)遼東明軍如何下馬戰鬥挖壕：

「(參將王守道)兵八百有八人，游擊杭大才提裨將盛莊、王爵、劉彥兵一千四百三十有三人，皆舉烽，直走老軍屯西李家山臺鏖虜。虜下馬穿甲，我輩亦下馬，依山為營設置火砲。虜迺用白旂，每旂引數十餘騎分道竝馳，我師火砲、火箭、三眼銃竝發，虜皆還走。已，更番衝鋒，大率增萬餘騎，王守道、杭大才即鳴大砲、虎蹲砲。自午至酉，大戰五十合，斬獲大相當。會莫(暮)，虜還走一里許止壁，我師被圍，甚窘困。守道乘夜半解嚴，躬率將士持刀鎗器具掘壕，用盔運土；壕深四、五尺，將火炮設置壕外，我軍擐甲據守。」

即便沒有工具，萬歷時期遼東的明軍也能挖壕；而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大同總兵周尚文馳援滴水崖，雖然帶有列柵器具，卻也偏好花式挖坑：

「(周尚文部)乃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崖矣。…於是虜復入塞，東向懷來；尚文之兵至，壁於石柱村，軍容甚整，虜大駭，未敢倅犯，遣間來約，曰『詰朝當見』。比曉，則伐樹拆屋，毀門關，令步卒肩之以禦矢石，而騎隨之譟且突陣。舊，列營必列木為柵，以拒侵軼；其夜，尚文計曰：『柵，目可見，不若穴地為暗窖。』乃令人劚七窖于壁外，窖深及膝，大容馬蹄。及戰，虜馬多仆。軍中發火器擊之，凡二日，陣百餘合，虜死者數千人。虜大沮，然恃其眾，不歸也。」(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十二)

這樣看來除了列柵所需的拒馬或鹿角，周尚文所部可能也攜帶了掘土器具。無獨有偶，後來孫承宗在遼東練兵，一樣車騎合營；雖然騎營不帶拒馬改由車營攜帶，但騎營每隊50人卻仍配給「鐵鍬五張」，「鐵钁五把」 。

上引兩處戰例當中明軍都遭到數量佔優勢的敵軍包圍；當明軍在戰略上採取守勢四處分散、各部隊機動能力不足、道理有遠近因而馳援有先後，機動力更佳的對手自然更容易在局部聚集優勢兵力、將明軍各個擊破。針對於此，明軍便得提高各部隊的防禦韌性、最低限度得要有辦法撐到援軍到來──上引萬歷十一年的戰例中，明軍最後便因為彈盡援絕
而潰敗。這一方面促使明廷在北疆修築越來越多城堡、編練車營、騎營馬隊也隨帶拒馬鹿角和掘壕工具，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與敵接戰時主要考量的不是造成多大殺傷，而是如何撐持的更久──雖然明代的軍事文獻中主要強調火器盡力發揮火力，但以單兵彈藥量攜行
三十發、每3、4分鐘消耗一發計，不要一個時辰便會打光光；比起分番迭射耗盡火力後被消滅，更要緊的是如何節約火力和保持體力。

這就影響到了戰具的選擇。弓矢持滿以待會持續耗費臂力，因此除了傳統的騎射手之外，拒馬騎營一般較少編入弓箭手。弩張滿後固然可以持滿，然而屢次臂開蹶張攀弦也耗體力，反而不如火器，16世紀以後北方邊鎮的弩幾乎完全消失。九邊明軍習慣使用傳統的火門槍、反感鳥銃的引入，一部分原因或許也在於此──據譚綸的描述，北方明軍可不是
一般地討厭鳥銃：

「臣(譚綸)當蒞鎮之初，即馳入教場點視軍器；見各軍所持火器雖多，率自名為快鎗，其長僅僅一尺，又制造弗精，點放無法。問其所謂鳥銃手，每一營中三千人僅得一十八人，又皆浙產。細求其故，咸謂北人不能習此。尋於武庫搜得弊壞不堪鳥銃數十百架，葢皆前此當事者強人習學不成，不但損傷其銃，又因逼逃其軍，遂置之不講。」

其實入清以後北方也大致淘汰了舊式火門槍換用鳥銃，說是因為北人不能學有些流於表面，但不願學的現象則真實存在。在南方，鳥銃輪番疊放，瞄準後即發射，不需要長時間保持發射姿勢；但在北方則否，彈藥得省著用，因而火器更多時候不是上前打完就算，更要緊的是持滿以待、保持隨時可發射的狀態。這就難怪三眼銃在北方大為流行，有「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 的說法了──鳥銃與火門銃重量差得不多 ，但
鳥銃舉放前必須貼腮瞄準，重心在前手上，久舉則難耐；火門銃的銃身則短得多，後接銃棍，雖然不便於瞄準，維持瞄準姿態時重心卻離身體不遠，容易平衡。除此之外，銃棍的存在也意味著棍的一端可抵住地面，以斜向上的姿態來發射；雖然這幾乎等於沒有瞄準，但既然彈藥得節省下來等關鍵時刻施放，一般是敵人逼至極近距離後發射多彈，對準頭的要求就不高，如王鳴鶴所言「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著鉛子二三個，惟俟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 。換言之，用法與戚繼光的虎蹲砲類似，以近距離發射群子(一次放出50或100枚石子 )阻截敵軍為主。在河北曾分別出土過永樂七年與永樂十三年銅砲，前者重17.85公斤，後者重8.9公斤，都是很小的火砲，而砲內都殘留有待發射的鐵砂 ；可見以小型銃砲發射散彈拒止敵人，在明初已然。

而銃棍既然可以斜著插地上撐持，自然有人想到更省力的方法，乾脆直接讓銃棍垂直插在地上──1990年在河北赤城便出土過一門折迭銃，重2.4公斤，已然不重，更特別的
是其後方安插銃棍的尾銎與銃體是分離的，以栓連接，可以下折；換言之，銃棍幾乎完全支撐了銃身 。除此之外，晚明文獻中還著錄過「钁銃」、「鉤頭銃」等銃身與銃棍垂直90度的火器。鉤頭銃的作用，佘自強在《治譜》卷十〈保甲村哨事〉裡如下解釋道：

「至若盗到城下，出頭攻之，懼其戕害；不出頭，又無奈彼何。則用鈎頭銃。其製如木匠曲尺様，柄長銃短，柄身之側順釘鐡圈十餘箇到柄底，用極長火線，從圈內度到柄尾處。盗至，則以柄橫放墻上，銃口即垂下，在墻內點火，自滅盗矣。」

佘自強將鉤頭銃詮釋為守城時專打射擊死角的武器。茅元儀《武備志》卷一百二十八著錄「钁銃」(右圖左)、范景文《戰守全書》卷十二所著錄「曲銃」(「邊俗呼為勾頭銃」，右圖右)也都以同樣的功能賦予鉤頭銃。然而這都是進入17世紀以後才如此紀錄。16世紀萬歷十三年(1585年)的遼東鎮，員額3,194人的遼陽副總兵營便曾增造過「鉤頭砲一千杆」 ，從數量和配發單位來看，這應是野戰而非守城臨時所用。

以上約略說明了北方明軍面臨的戰略環境、其應對與採用兵器間的關聯。晚明兵家通常只強調加裝銃棍的火門銃功能有如棒槌，臨時可充近戰之用，以此來合理化銃棍的流行，或者如戚繼光、譚綸等人那樣實際上否定火門銃的功用，然而卻也無力將其淘汰。這都是僅著眼於戰鬥的結果，卻忽略了實戰中一般士兵的心理與抉擇──與其理論上殺敵每銃
必中然後彈盡被殺，還不如現實中保留手上的火力嚇阻敵人、逃得一命重要，尤其是戰場環境要求明軍各部以寡擊眾、堅守待援後更是如此。銃棍當然可以用來當鈍器殺敵，小巧的火門銃也可以安裝在各類器具上應敵，但如此這般只損人且看不出如何利己的多功能，對大部分普通人而言恐怕只算是無關緊要的冗餘，好比說趙士禎在挖掘工具上加裝的火門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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