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養馬與響馬與女響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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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馬與響馬與女響馬[下]

而起義者也不能全靠野草養馬。明代的馬匹吃甚麼草？從喻仁，喻杰《元亨療馬集》卷四、《新刻針醫参補馬經大全》冬集等書的內容可知，青草食用的主要是「木樨草」(草木樨)、「笮草」(金魚藻等水生植物)、「巴根草」、「四花草」(可能是白茅草)、「熟地草」、「狗尾草」、「胡麥苗」、「綠豆苗」、「大麥苗」、「小麥苗」、「稗子苗」、「二生秈稻草」(收割後再生的稻秧)，其中「胡麥苗」「有微毒」，「稗子苗」、「二生秈稻草」長久食用都不健康，「秫黍葉」(高粱)則明確說「有小毒不可食」。就馬匹飼養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草木樨：

　　「木樨草，布種之草也，與蔥韭類同，割而復發，河南、河北多種之。其形枝高葉密，味甘、性涼、無毒，祛臟腑熱，瀉三焦火，生膘和血，無不甚佳。」

　　也就是說在養馬業轉向一般民戶的擴散中，或許因為多數人不見得買得起草場，擁有草場的地主也必須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除了野草，草木樨作為文獻中唯一提及的牧草，其種植也在黃河南北兩側推廣開來。

與食性繁雜的人不同，馬吃草要挑剔得多，攝入低品質的牧草可能引起馬匹腹部絞痛、便秘甚至青草病(grass sickness，一種影響中樞神經的疾病，非常致命)。不但草亂吃會生病，習慣食用的牧草突然改變，甚至將新鮮的牧草突然換成乾草(乾草比起鮮草大量缺乏維生素與礦物質)、又或者天氣劇變也會造成青草質變，都有可能使得馬匹食用後腹痛如絞。突然改變食物的品質(無論變好變壞)是為大忌，而細心的餵養者還得留意不同個體的特殊需求 。

　　考慮到民間牧馬業與作為牧草的草木樨大約是同步推廣，那麼在一般的野草之外，河南、河北間的民牧馬大概很大程度上是餵養草木樨為主，而在黃河南北以外的地方缺乏這類人工種植的牧草，離開舒適圈腸胃不舒服，對馬匹能適應的環境造成了限制。而草木樨是一年生或二年生的植物。一年生的品種在3、4月間播種，6月末現蕾，8月成熟；二年生品種也差不多，但9月以後開始將營養儲存於根部準備過冬，次年4月萌動出土快速成長，6月間完全成熟 。在兩種草木樨混種的場合，6月至8月間是營養最好、最適合割草餵馬的季節，牧草豐收正是劉六、劉七起義大爆發的時機。地域以外又有季節限制。

這對以響馬為中心的起義者而言顯然不是甚麼好事──畢竟是人工種植的牧草。起義
者的壯大也意味著戰亂破壞的範圍加大，草木樨的養護人若不是死於亂軍、逃離兵燹，就是加入起義隊伍，無論哪個結局都意味著次年的牧草種植乏人經營、難以為繼。起義進入第二年，二年生牧草收穫期的六月過後，起義首領戰敗授首、或者變裝潛逃，七月間便全歸於失敗。

相對來說，16世紀後半的隆慶以後，北方邊鎮設置馬市開放蒙古馬進口，這些主要放養於戶外、冬季必須自己在雪地裡刨出枯草(能掘至雪下40公分)過活的北方蒙古馬種 ，在環境的適應、野性的保留上應比人工牧草牧養的馬匹強許多。在晚明西方傳教士的眼中，如曾德昭便說「(明朝人)有大量的馬，但馬缺乏氣力，沒有價值」 ，利瑪竇則說：

　　「馬和其他馱獸在個體或樣子方面都比不上歐洲的，但在數量、價錢便宜和負載能力方面卻勝過了我們的。」

　　「中國人不大懂得訓馬和練馬，他們平日生活中所使用都是閹過的，因此很安靜，脾氣很好。他們有無數軍用的馬，但都退化得厲害並缺乏勇武精神，甚至韃靼人的駿馬一叫就能使它們潰散，因此打起仗來實際上是無用的。此外，由於馬蹄上不打掌並且很纖弱，所以這些馬不耐在硬地或山道上走較長的路。」

　　曾德昭和利瑪竇說得應該都是內地腹裡所飼養的馬匹，而由這些馬匹支撐起的劉六、劉七起義，地域範圍的限制與軍事上可利用的程度都較狹隘；相對而言，明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有大量北方邊鎮的軍士參與，連帶他們從北方草原取得的馬匹，助長了起義者在更大的地理範圍內活動的能耐，或許也促成了起義者最後的成功(儘管過程漫長，結局諷刺)。

劉六、六七之亂中馬匹取得、牧養的限制，還間接帶出了另一種比較特殊的現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婦人行劫〉：

「乙未丙申間(萬曆二十二、二十三年，1595、1596年)，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諢名『母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腳甚纖。能於馬上用長槍，置一豆於地，馳騎過之下，一槍則剖為二；再馳再下，則擘為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鬥，必為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人，稍不當意，即手刃之。有一徽人王了塵者，善於鐵鞭，聞此婦絕藝，拚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仗講解，留以為夫。有嫪毐之能，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兵漸謀取之，恐並入網，遂潛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選鋒軍往捕。此婦馳出城，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為所殺，然諸軍愈盛，其從騎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於市。」

霸州、文安間正是前述北直隸響馬橫行的地方，劉六、劉七也是文安人。除了此例，晚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彤管志餘〉也寫道：

「嘉興某善射，道山東，遇女子單騎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女子呼曰：『君無相苦，當下馬少有所語。』語曰：『吾閱人多矣，願事君奉箕箒。』某從之，挈歸。」

例子中提及的則是山東女強人。在劉六、六七之亂中，江南軍在楊虎陣亡後，「崔氏為妻亦驍徤，時領賊衆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 ，說明了婦女在軍中、戰陣上的地位。這或許是特殊現象，但考慮到民間牧養馬匹只算勉強適合軍用，婦女參戰其實是有道理的──明代對騎兵的要求主要是「軟弓、長箭、快馬、輕刀」，「此四事者，非閑戰
陣者不能得其趣」 。軟弓輕刀意味著馬上使用兵器不要求太大臂力，快馬輕刀則意味著相對於馬的體力有限，騎乘者與身上裝備最好不要太重。換言之，在體重限制方面，尚未完全成長發育的青少年或者女子，相對於身材壯碩的男子，未必趨於劣勢，尤其是考量到供應英雄壯士騎乘的駿馬並不多的場合。劉六、劉七之亂中，起義者雖說馬比官軍多，也就是「一人常兼兩馬」 的程度，並不到隨時能挑選上乘馬匹騎乘的程度，弓馬嫻熟不下男子的婦女也就有了更多上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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