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雷] 悲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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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8年，台灣剛解嚴不久，導演侯孝賢拍攝《悲情城市》，並以此獲得第46屆威尼斯影展金獅獎。這是台灣第一部觸碰「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後續也被稱為「台灣三部曲」的第一部。就像當年的宣傳文案所寫：「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省視過往的歷史。」《悲情城市》不但從鏡頭凝視台灣社會的禁忌話題，也是電影藝術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這是台灣首次有電影面對禁忌的話題「二二八事件」，經由一個家族的興衰，主角文清的命途多舛，反應出時代的變遷，政權變化的過程。片子中的主人翁們的情感是壓抑的，電影拍攝時也是壓抑的，多年後每每看這部片子，都還可以感到濃濃的那種壓抑的感覺。

片長超過兩個半小時，除了包含不少侯導喜愛運用的空鏡頭與長鏡頭之外，這些「留白」也在電影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脫離日本統治、告別戰爭的台灣人，理應歡欣鼓舞，但生活中的困頓與壓力卻讓人開心不起來。不論是物價飆漲，還是籠罩在白色恐怖與暴力之下的日常生活，都讓曾經由於礦業發達而繁榮的九份山城蒙上一抹悲情。在全片壓抑的情緒之下，留白給予觀眾短暫喘息的空間，這其中也包括梁朝偉所飾演的文清身為啞巴的設定。

如同侯孝賢在《最好的時光》裡，將張震與舒淇的對話以字卡的方式呈現，消弭掉兩人不管是講標準話、台語還是粵語，聽起來都像來自不同地區的問題。為了梁朝偉那對充滿悲傷的深邃雙眼，侯導說什麼也要他擔綱主角，讓不會講台語的他飾演啞巴，除了可以輕鬆解決語言的隔閡，也象徵著那個年代的台灣人是有苦、有話也說不出。

「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電影開頭，陳松勇飾演的林家大哥說的這句話，真真切切是當時台灣人的寫照，深陷身分認同危機的心聲。甲午戰爭戰敗後，台灣割讓給日本，對沒經歷過日治時期的人來說，這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行字，但對實際走過的台灣人來說，卻是一家人必須順從與認同的價值觀。皇民化運動期間，改日姓、說日語的家庭能夠成為「國語家庭」，享盡各種台人得以獲得的禮遇與榮譽。《悲情城市》裡也有提到，八年抗戰與南京大屠殺等戰爭期間，受日本政府徵召前往前線的軍人，也只是聽命行事，但等到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卻背上「漢奸」的罪名。

片中多處轉場採用九份山景眺望的長鏡頭，讓觀眾以一種局外人的角度從外觀看這座山城即將掀起的漣漪。電影一開始，寬美對於父親安排她到九份山上的醫院去工作很是期待，想到未來每天都能看到美景，她就覺得心情舒暢。上山的路途，鏡頭納入整個九份，而人只是走在蜿蜒小徑上的渺小存在，宛如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即便對政府有所期待，對未來有廣大抱負，卻不得伸張的抑鬱。

除了從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到相信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危機，二二八最直接的衝突來自省籍，這也是至今經常被政客「消費」的議題。除了語言隔閡之外，當時前來接管的官員多為瀆職、貪汙的軍人，台灣的知識分子要不失業，要不位居下層職位，心中多有不甘。再加上查緝私菸的導火線，二二八事件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在《悲情城市》中，主角一家直接與二二八事件綁再一起，他們或是社運人士、或是私菸走私販，從單純尋求身分認同的人民角度剖析這場激烈的官民衝突。

最後，為侯導精湛的說故事能力畫龍點睛的，是《悲情城市》裡代表著動盪時代複雜性與多元性的文化歌曲與那再無法更悲情的配樂。全片穿插著台語歌、抗日歌曲、日本童謠與台灣傳統音樂，如：布袋戲、亂彈與傳統八音等充滿台灣特色的不同音樂，顯示出台灣正是揉合本土、中國與日本的多元土地。電影中經歷的短短四年，在這些樂音的襯托下，林家上上下下與整個台灣，都發生鉅變。就像飾演三哥的高捷回憶當年襯著配樂在威尼斯走紅毯時，深刻感受到身為電影人的驕傲，《悲情城市》不僅將台灣電影帶上國際舞台，也將專屬於大時代的台灣文化永遠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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