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專訪黃亞生.中共國為何一直逃不脫專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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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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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黃亞生：中國為何一直逃不脫專制
美國之音中文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23PvBbHDU
共5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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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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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專制體制已經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古代帝制之下，中國雖然經歷王朝更替，但專制的本質從未改變。中共執政以來，一次又一次用糟糕的政策，將國家推向危機，大饑荒、文革、六四、新冠，但其統治地位卻能一次又一次地從危機中全身而退。這到底是為什麼?中國是否有維持專制體制穩定性的基礎? 要想走出這種歷史怪圈，中國需要什麼?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博士在接受<眾生視角>的專訪時，從科舉制度對民眾思維的塑造，菁英階層在政治大清洗後的反思，領導人及其前任的重要性等多個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
我們的對話是從黃教授的一本新書開始的。

01:13
主持人：
黃教授，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能夠來跟你聊一聊你的新書<EAST的崛起和衰落>，這裡面EAST是四個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縮寫，它是科舉制度、專制、穩定和科技。那其實這是四個非常宏大的議題，也彼此之間相互關聯。我一直在想從一個什麼樣角度來切入，剛好您的這本書的序言當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新冠防疫的政策，造成了這麼多的悲劇，但是為什麼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只有幾千人走上了街頭。而且當時雖然有一些抗議，是喊出了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這樣的口號，但是他也僅僅停留在抗疫的層面，至少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演變成一場像阿拉伯之春這樣的政治運動，為什麼? 其實包括你在內的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在追問這個問題，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樣的答案呢?

黃亞生：
對...就是說，我覺得，首先就是中國的這種制度， 專制制度，它是有存在的，這種穩定性的、很強大的基礎的。所以像這個抗議，去年初出現這種抗議，它沒有成為一個運動的話呢。

第一，就是說，我覺得，總的來講中國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是認同這種制度的。所以他(中國人)抗議的是這種一些具體的作法，而不是這種制度的本身。另外就是說，這也是跟可能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係的。他(中國人)不把一些政策跟體制(政治制度)連在一起或者不把人的行為、政治家的行為跟體制(政治制度)聯繫在一起。他(中國人)看事情的話，往往是一種孤立這種方式去看事情。這個領導做錯了事情了。這個領導做對的事情，那就是這個領導英明偉大什麼什麼等等。 那像我們一般研究體制(政治制度)的話，往往不會這麼去想問題。我們去想的話，如果一個領導，比如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 那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毛澤東個人的這種，他的傾向性也好，他的這種意識形態也好，但是我們可能要更追究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這個體制(政治制度)沒有阻止他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體制的討論。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這種思辨，可以說中國沒有思辨文化。就是在中國的思想體系裡頭，大家考慮的，比較少的是它這種體制，是不是成全了這些政治家的行為，而不僅僅是因為政治家本身的行為造成的這些問題。

另外一個，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說，雖然我們講中國文化是一種集體精神什麼的 ，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的話，中國文化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個人競爭的文化，它不是一個集體文化。 恰恰，西方文化是一種集體的文化，那這種集體文化，我們叫做集
體行為。那你要看民主的話，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集體行為。你，我之間沒有親戚關係，沒有朋友關係，但是我們在投票的時候，形成一定的共識。那西方的這種教堂、商會、大學等等，這些它是有這種集體行為。就是通過組織的形式，來表達這些集體的這種追求。還有，比如說到國會去游說什麼、什麼遊行，這都是集體行為。

中國的話，我覺得實際上是缺少(這些)。所以中國說集體主義的話，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正確的概念。中國它是一種專制主義，是自上而下強加的一種統一的行為。並不是說是張三和李四兩個人這種平等的身份、平等的地位，商議的結果，我們要做A、我們要做B，而是因為政府告訴張三和李四，你要做A不要作B。那這個我覺得這個不是集體主義，這是完全是一個專制主義。中國實際上它這種個人競爭加上這種專制主義，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說，在老百姓對某些問題不滿的情況下，很難讓他們站出來來表達這種不滿。原因非常簡單，如果我站出來的話，但是我又認為你不會站出來，中國話不是叫槍打出頭鳥嗎? 其實它就是這種概念來的。如果你這麼去想，如果說是這個出頭鳥，他不是說只是一隻鳥，他是幾十隻鳥、一百隻鳥、一萬隻、一百萬隻鳥，那你再多的槍的話，你也不會去能夠阻止這種現象的出現。所以之所以有槍打出頭鳥的情況下，因為是中國只有這種個人的行為，而沒有集體的行為。任志強、還有在北京在橋上抗議的那個彭立發，都是，你看他們後面沒有任何的組織，沒有任何的政黨，沒有任何的團體，這個的話，就是跟我書裡頭的這種考試文化連接起來。考試文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的、殘酷的個人競爭的一種文化，完全是憑個人的本事。而且中國這方面來講的話是做的...從窄意來講，在這方面做的是非常傑出的。因為它整個的考試體制設置是非常的嚴謹，是天衣無縫的，他不可能採取作弊。其實在考試的這種文化裡頭，作弊就是集體行為，而作弊是受到懲罰的。所以就是說，我們的文化裡是不鼓勵我們跟別人協同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們高度的鼓勵，你個人要取得你自己的這種成績，靠你個人奮鬥，靠你這種自我的這種這種提拔。對於專制體制來講的話，他要對付這種的話，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你人數很少。

08:00
主持人：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就是說，不是說沒有抗議，只是這個抗議是零星的，它很難被組織起來。這個可能就是涉及到一會我們會談到了，為什麼在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民間社會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就是他的反抗，其實相來說，他訴求也不是那麼強烈的。有很多中國人時至今日也覺得這個封城的政策是有必
要的。有些中國人會覺得說，對自己，雖然當時的利益受到了傷害，但是國家在最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捨小家為大家。有些人真誠的相信。還有一些人雖然他們也對政策不滿但是他們對那些反抗政策的人他們也有不滿，他們也有側目，他們說這個在這麼關鍵的時候，這麼大的國家，你這不是添亂嗎? 而關鍵就是不能亂。所以其實我們在中國的輿論場當中，聽到很多這樣的分析，這個就涉及到您在書中談到的這個social consent社會許可的問題。就是民眾他許可他的政府越界，許可他的政府去侵犯個人的空間，個人的利益。您覺得這種社會許可是怎麼來的呢?

黃亞生：
這個(社會)許可的話呢，我覺得它是這種許可，就是說，他不是說許可政府侵犯個人利益，就是說他根本就沒有這種個人利益的這種認知。那就沒有一個侵犯。如果你根本沒有個人利益的話，就沒有一個侵犯的問題會出現。這種極端的思維，認為個人完全屬於集體的，個人完全屬於國家。我覺得中國的政治文化，這種認知是一種非常廣泛，幾乎是很多人的第一認知。你像在西方的話，他可能第一認知，不是這個第一認知。他第一認知的話，他認為個人是有利益的，是有權力的。如果你侵犯我的話，那這個就是國家侵權什麼等等的。甚至在我寫這本書也談到這個問題，就是西方的這種認知，實際上也是有問題的。比如說在這個疫情期間，你不戴口罩、不去打疫苗等等，你也可以說他是自私的行為，但是他認為就是說這是我的權利和權益，要完全的充分的表達，而不受任何的限制，這也是有它的問題。但中國正好是相反的，就是他的第一認知是認為我是沒有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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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個人認為，黃亞生老師談話中，是有替中共緩頰的成份在。
畢竟有其祖父的功績，不方便講得太嚴厲。
也就是有些見解有"反民主之毒素"，請自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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