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養馬與響馬與女響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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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馬與響馬與女響馬[上]

大約自15世紀末始，明代中葉，北方河北、河南、山東一帶開始出現躍馬彎弓、大道旁行劫路人的強盜，是為「響馬」。關於響馬的由來，一說是永樂時期內附安置的蒙古人不聽朝廷號令擅自蠢動所致。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徙戎〉寫道：

「本朝永樂、宣德間，達虜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干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達官。…土木之變，達官東人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人謂之家達子。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竝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而天順初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蓋令取回。遂令曾鉄(按：應為曹欽之誤)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據有中國，誰之咎也？」

顧炎武的說法有若干史料可以佐證。土木堡之變以前，正統二年(1437年)便已經有「達官軍校勇士人等居止畿甸，多占民田地及相聚騎射，強掠民財」 、「原取沙州達官於東昌府衛安插者，其人素習凶獷，平居無事，常為盜賊」 等現象，土木之變時也是有「安插達官人等因虜寇邊，乘機刼掠居民」 ，「近因虜寇犯邊，爾定州衞安置達官戶下人丁，往往乘勢為盜，刼掠人財，殺傷軍民，皆因為頭目者不能鈐束所致」 、「京城內外并附近地方安插達官，及平日無賴之徒乘機刼掠，擾害良民」 ，如顧炎武所言。

達官不能控御部下制止劫奪的情況後來可能更加惡化──奪門之變(1457年)後明英宗
復辟，然而幫助英宗奪權的功臣石亨等人接著又遭到清算，太監曹吉祥為了自保，勾結達官；曹吉祥、曹欽造反失敗伏誅，與之勾結的達官不是反正，就是連帶被誅除。達官戶下人丁若逃得性命，不少大概就靠劫掠維生 。若是年歲不好天災荒欠，達官人戶更免不了劫掠，「京畿及山東地方旱澇相仍，以故京城內外饑民多將子女牛畜减價鬻賣，其勢必至于攘竊刼掠；又訪得各處屯營達官人等，亦随處群聚，強借穀米，或行刼奪」 。就是生活還過得去，成化年間仍然搶劫滋事不斷，「軍士達官含(舍之誤)餘因操練往回，每肆刼掠」 。孫繼芳《磯園稗史》卷三則寫道：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大盜席英，先為達官指揮使，犯法，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亡命，以驍勇善射相結，行劫於固安、霸州諸處」 。

從前面的敘述可知，內附的達官不僅僅是單獨出劫，有蒙古人入寇或者流民饑民出現時也會混入人群，或者直接與大盜一起行動。受這些達官影響，「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人號為放響馬賊」 。到正德年間響馬蜂起的劉六、劉七之亂，幾乎已見不到蒙古人的痕跡──大部分參與起義的主要領袖看起來都是漢人。那是甚麼原因使得歸附蒙古人為主
的騎射搶掠，一變而為幾乎都是漢人呢？這要從明代的馬政說起。在明初，從養有種馬、負責繁衍馬匹的馬戶手中徵收後，馬匹便放養於太僕寺或苑馬寺所屬的草場牧廄中。但成祖永樂十八年(1420年)以後盡廢官牧，馬匹散養民間，「厥後公廄廢，而牧地或為豪貴奪，或為之徵租，令民各自為廄居，各自求地芻蓄」 ，換言之，原本官方的太僕寺、苑馬寺自力經營的牧馬業後來責成民間，在飼養種馬的馬戶之外又多了一批牧養馬匹的民戶(所養馬匹與「種馬」相對，稱之為「戶馬」)；「戶馬」越養越多，宣德四年(1429年)後擴及山東，正統十一年(1446年)後擴及河南，牧馬業與牧養馬匹的技術技能隨之往民間擴散。

這幾波擴散的後果之一是「戶馬」散養於北直隸、山東、河南之間，若有大變，一時不能齊集。「國初種馬，騍駒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未有俵解者；正統十四年，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應倅變，始於孳牧內歲取二萬匹，寄養京輔三府，以備不時調兌，是為起解之始」 。備用馬也是寄養民間，這就使得京師附近民間蓄養馬匹的密度更加提高。對一般民戶來說固然養馬的成本偏高，普通人養不起，而大戶人家不但有餘力養馬，也更有本錢培養彎弓搭箭的能力，後來便成為徵召民兵的來源之一，好比說嘉靖年間編纂的《霸州志》卷四提及北直隸霸州編制的民兵，除了額設民壯100名、快手50名之外，還包括「子弟兵一百五十名，選民間善騎射者為之」。

既然在15世紀後半，官方所用戰馬大量散養民間，蓄養、騎乘馬匹的技術擴散；土木堡之變的緣故，擴展後的養馬業又濃縮集中於京師附近，遂成為響馬生發的溫床，正德六年(1511年)後劉六、劉七之亂的基礎──負責追捕流賊的李瑾便報告說「賊所得皆民間馬
，一晝夜馳數百里，而官軍馬少，何以追敵」 ，以民間馬匹為基礎的流動作戰遂得以成立。

雖說漢人本土養馬業的發展，使得劫掠維生的響馬能脫離達官或蒙古人的限制得以「發展」，最終釀成大規模的民變，但立基於本土養馬業可能也限制了劉六、劉七起義的擴展──這場民變持續時間不滿兩年，起義者足跡所及，主要在於大河南北、北直隸、河南
、山東之間，旁及於山西、湖廣、南直隸北部，也就是說，正好在前述民間養馬業的分布範圍內外。這在以響馬騎兵為主的劉六、劉七所部中尤為明確──因為全活動範圍基本在
黃河以北，明代官方稱其為河北賊，學者西村元照稱之為河北軍。相對於人數最多不過萬餘至二萬的河北軍，向河南發展的楊虎所部則稱為河南賊/軍，一度發展到二十八營、據說花名冊上有十三萬五千人，但這麼多閒雜人等也拖累了行軍的腳步(既然楊虎所部得到更大的發展，也有學者主張應稱為劉六、楊虎大起義 )，反而比河北軍更早覆滅。

馬匹來源作為起義的限制，具體來說除了戰馬的獲得之外，還有如何保有馬匹體力、戰力的難題。糧草糧草，人食糧馬吃草，明代的通例是單兵個人每日食糧一升五合(軍官以上日支三升)，馬匹則每天草一束、豆料四升；草一束所佔的運量相當於米或豆十二升，換言之，馬的補給消耗量是人的十倍左右 。當然，流動作戰中糧秣幾乎不需要自備，因糧於敵，這是響馬武裝比官軍優勝之處；但既然食草於野、取之於民而不像官軍那樣向民間徵賦、運輸、儲存草料，劉六、劉七的起義就受到了自然限制──起義大噴發也是牧
草開始繁盛生長的六月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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