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耶穌會士大戰奴隸獵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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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大戰奴隸獵人[下]

接著在1630年、1631年又有幾個村子被保羅人摧毀，耶穌會士不得不帶著兩千五百戶、將近三萬印地安人沿著巴拉那河順流而下逃離兵燹；住在旁近的西班牙人試圖阻止廉價勞動力遷走，但保羅人的入侵連殖民者的村落都不放過，西班牙人根本待不住，不要多久村鎮便接連荒廢。據說巴拉那河上游的瓜依拉(Guairá)傳教區原有的十萬印地安土著，
到了1632年就銳減到只剩12,000人；光是1628-1630年間被帶走的印地安人就不下六萬 。然而重新安頓在烏拉圭河、雅庫依(Jacui)河上游的耶穌會歸化區還是沒逃出魔掌。1635年，保羅人沿著海岸開進帕圖斯(Patos)潟湖；儘管當地的印地安人與葡萄牙當局和平共處多年，有些還信了基督教，這回卻被葡萄牙人船艦上的鎖鏈鐐銬帶回奴隸市場賣掉。帕圖斯潟湖的上游就是雅庫依河，接下來誰要跟著倒楣可想而知。

預料到了保羅人的下一波劫掠，耶穌會士除了逃跑之外，還試圖組織印地安人進行反擊。土著的兵器窳劣，不外乎弓箭、石斧、投石袋；傳教士已經引進了火器，但剛開始數量太少，在1636年反擊千餘名保羅人(白人150名，圖皮印地安人1,500名)的作戰中雖然一度打成平手，終究沒守住村落。而在1637-38年的另一次入侵中保羅人俘獲的奴隸又數以千計。但這回耶穌會士的作戰更主動了，他們所訓練的印地安人有了一定規模，竟開始追擊敵人，最終逼得保羅人挖壕自守。大約1,500名圍攻的瓜拉尼人沒有攻城戰的經驗，久圍不下，而掌握戰機的保羅人傾巢而出，差點擊敗印地安人，要不是有援軍及時抵達的話──在關鍵時刻趕到的西班牙人才11名，但交戰雙方都不明白援軍有多渺小，立刻壯大了
印地安人的聲勢打擊了保羅人的士氣；這些「瑪穆魯克」被迫投降，被耶穌會士開除教籍後都放了條生路 。

不僅點燃了槍砲，火藥也照亮了傳教士取勝的道路。在1839年的交戰中，耶穌會士便把自製的火砲搬上三條併為一條的三體獨木舟作戰 。這其實是違法的，但也就是在1639年，儘管遭到強烈反對，西班牙國王終於批准了傳教士們以火器武裝印地安人的請求。對國王來說這些訓練裝備不花他一毛錢，就能為他組建一支軍隊，何樂而不為；儘管反對者反對耶穌會就此坐大的理由也不為無據。於是雙方迎來了決戰。1641年3月，400名「瑪穆魯克」與400名(一說2,700名)圖皮印地安人組成的遠征隊再度侵入，但這回耶穌會士訓練的瓜拉尼印地安人不僅多達2,000(一說4,000)人，而且還主動搭乘獨木舟出戰迎擊。保羅人嚐過前幾次掠襲的甜頭，知道對手出擊以後也激起了他們的征服欲，獨木舟上操槳如飛，爭先恐後迎敵。踴躍出戰卻碰上壞兆頭；傳教士當先的獨木舟上一砲轟沉了保羅人三條船。雙方在河面上激烈交火，而兩岸埋伏的傳教士、瓜拉尼印地安人中的老弱婦孺夾岸鼓譟，口中不停誦念祈禱，祈禱戰神與印地安人的使徒顯聖破敵，竟逼得保羅人放棄水戰，退到岸邊守險抵禦。乘勝追擊的印地安人直攻打到次日，保羅人受不了了，派人送信討饒求和；瓜拉尼指揮官將信撕得粉粉碎，揮軍攻入敵壘，把對手給擊殺了大半，剩餘不多的保羅人落荒而逃 。

於是所謂的姆博雷雷(Mbororé)戰役以瓜拉尼印地安人的完勝告終，耶穌會歸化區和聖保羅奴隸獵人間的關係就此反轉；這之後保羅人不僅不敢再對歸化區動手，西班牙與葡萄牙間的疆界也趨於穩固，成為日後巴拉圭與巴西間的疆界。不過這是就亞松森一帶的耶穌會屯墾區而言。在1630年代初耶穌會和瓜拉尼人的逃難潮中，另一個分支不是向南而是往西北逃，遷移到了今天巴西瑪托格羅索(Mato Grosso)州以西之地、巴拉圭河的最上游。這極西之地離聖保羅更遠，但顯然不夠遠，1632、1637、1638年都曾遭到領旗人的侵襲。最致命的一擊發生在1648年，巴西史上最偉大的領旗人塔瓦雷斯(Antonio Raposo
Tavares)帶著巴西史上最偉大的領旗人隊伍60人萬里奔襲，利用西班牙殖民者與傳教士間的矛盾蹂躪歸化區，實際上給予了致命一擊。這支隊伍偉大之處不在於俘虜多寡(只有數百)，而在於「撤退」路線的瘋狂──並非原路返回，而是上溯巴拉圭河走到盡頭、沿著
安地斯山東麓北走，直走到亞馬遜叢林中，然後順流東下來到亞馬遜河的出海口；數年後，塔瓦雷斯忽然返回家門，家裡人幾乎認不出這劫後餘生的老人是誰。這場順時針大迂迴走過了整整12,000公里，連耶穌會士都不得不承認，「這是迄今世界上從未有過的一次真正最值得注意的旅程」。不過，就後世而言，這次遠征主要的意義在於限制住了西班牙、以及後來的巴拉圭的北方疆界，儘管這種限制方法──掠賣奴隸──道德上頗成問題 。

而對後來的巴拉圭來說，站穩腳跟的耶穌會歸化區也成為形塑後來巴拉圭歷史文化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這些由傳教士進行軍事操演的瓜拉尼民兵不僅多次參與西班牙殖民地的內戰外戰，還逐漸習慣了紀律的束縛、頻繁的繇役、軍事化的生產。19世紀有一種論調認為，耶穌會士所帶來的神權統治鑄就了瓜拉尼人的性格：對宗教的狂熱、對命令的盲目服從、對統治者壯烈野蠻的獻身。這樣觀點不為更後來的學者苟同，但至少提出了一種解釋，解釋了19世紀巴拉圭戰爭中的巴拉圭士兵敢戰敢死、死也不投降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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