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中晚明的邊鎮騎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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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的邊鎮騎兵[上]

拙文〈從神機馬隊到拒馬騎營〉將中晚明北方邊鎮的兵種概分為三，即純粹的騎射手、以火器作戰的騎兵、以戰車搭載火器作戰的步兵，並主要討論了明軍騎兵火器手搭配拒馬盾牌下馬作戰的情形。以往學術界針對車營的討論甚多，認知相對清晰，而以騎射手為主題討論則可說沒有。既然騎射手遠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時便已存在，明代又習於收養投順的蒙古人為家丁、任軍鋒，明軍的騎射手看似與蒙古馬弓手無甚區別，似乎也沒有討論的必要。

實則不然。箇中原因，仍在於蒙古人馬匹富餘、明軍則沒有那麼多戰馬的基本形勢。馱馬、戰馬多不僅賦予蒙古人自塞外入掠時強大的機動性，在以騎射為主要交戰方式的場合，戰馬多寡也非常關鍵──面對漢人靜止的營陣，蒙古馬弓手三五成群飛馳而來，作勢
衝鋒並放箭，已而退回本陣，下批人馬更番上陣，如此輪番迭射，同時以火力和衝鋒帶來的心理壓力消耗對手，直到對手的體力或心理上不堪重負、開始潰逃後，才開始追亡逐北。輪流騎射其實也消耗蒙古戰馬的體力，戰馬多寡便是其戰術的基礎，必須有「一人恆備三馬五馬、多則八九馬者」 如是豐富的馬力儲備、適當地輪流換乘馬匹，才能更好地施展以騎射消耗對手的戰術 。何喬遠寫道「(蒙古)其入寇，皆三四(匹馬)而成牽，其(馬)鋒氣不銳，則易而騎」 ；山西巡撫萬恭甚至有點離譜地說「我多步卒，止利于株守；賊之馬二十倍于我，賊盡騎士，殊利飈馳，是攻守異施也」 。岷峨山人在《譯語》中也寫道：

「…又(蒙古人)乘必正馱謂正馬馱馬，更番以節其力，行必緩急相續，以定其氣，雖危急中，必循此法，故擅用騎之長而得野戰之助。」

這裡提到的「正馬」、「馱馬」之分其實也是明朝的慣例，騎兵本身騎乘的戰馬之外，還發給馱馬馱載盔甲。好比說明朝潛伏於後金陣營的劉興祚後來正式棄金投明，但與滿洲人交兵時「陡遇賊數千騎，以馱馬逸，不及甲，箭衣力戰」 ，在沒來得及披甲的劣勢下陣亡。但明軍的馱馬相較於戰馬，數量少得多。成化八年(1472年)甘肅副總兵馬儀見所部只有正馬，便上奏祈請比照宣府大同，「將所遺未閱馬每三人給一，以為馱馬」 。弘治九年(1496年)為了應對邊警，便下令駐守京師的「團營官軍萬人，馬萬匹，馱馬五千，操練聽征」 。正德八年(1513年)調遣的京軍則是「乘馬六千，馱馬二千」 。曾銑在籌劃收復河套計算所需兵力時，便論道騎兵一營三千人，每人該配給「壯大騸馬一匹，每營務足三千之數；每五人該馱馬一匹，一營共該馱馬六百匹」 。又比如說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宣大總督提議給步兵發給馱馬，便是「馱載盔甲，本官欲要五人為伍，用馬一匹」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援遼的部隊，也計畫「每兵四名，宜添馱馬一匹，每匹給價銀十兩，中有六便。有馱馬以載盔甲，而正馬得以休息，便一。盔甲亦不至損壞，便二。驛逓得以稍甦，便三。裝運不至後期，便四。正馬或有倒斃，即以馱馬代之，便五。遼左正苦無馬，借以收多馬之用，便六」 。綜上所述，大抵首都的京營有二三人共用一匹馱馬的紀錄，其他邊鎮或者四五人共馱馬一匹，但也有沒馱馬的。總之明軍的馬匹供應顯然不如蒙古人闊綽，即便多餘馬匹也是多人公用。

以上是就明軍一般的騎兵而言。更精銳的家丁往往由主帥帶領，小規模出塞搗巢趕馬，奇襲近邊游牧的幕帳，得手後往往能斬獲不少蒙古馬畜。比如說嘉靖時期慣於輕騎出邊搗巢的名將梁震，其麾下遇上「虜近塞者，家丁輒出劫之，劫得虜馬，震輒與劫者」 。同樣以出塞襲掠聞名的名將馬芳等人，也是「招蓄家丁數多，在宣大總兵官馬芳營，通丁六百九十六名；趙岢營，通丁一千二百四十一名，往年搗巢赶馬，得利自贍。今既絕外獲之資，又無內養之計，漸生仇怨，恐致散逸。但各丁多係降夷，不善耕種，…」 ，可知
這些蒙古降丁靠著擄掠敵手馬匹，也可以賣馬牟利，給自己留下好馬自不在話下。楊選也寫道「宣大陝西將領所畜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賣；有警則按伏斬獲，以圖陞賞，故壯士樂為之。今薊鎮既無趕馬斬獲之例，…」 ，言下之意是如果邊方無警，和平相
處，家丁們沒得虜馬，也就無從擴充戰力了──隆慶五年(1571年)以後俺達受封，通貢互
市，明廷便規定「禁止宣大山西及陜西三邊，不許搗巢趕馬。若東虜土蠻等賊原題不與貢市，自當相機出邊搗趕」 。

沒有外敵可以虜掠，那可就得苦一苦自家守邊的衛軍了。成化年間(二年，1466年)鎮守獨石的太監進保曾被指控各種作威作福，罪名就包括強搶其他基層士兵的戰馬，偽造文冊改為倒死，又或者「將自己不堪騎坐老馬五匹，令蔡仁h龍門等衛，換到操備千戶趙
英、夏禮，軍人杜敬先、劉醜驢、四驢俱是在官肥壯好馬」 ，強迫以次換好。一年後進保因其各種不法犯行被逮捕處斬 。戚繼光也批評道「厚飬家丁，而以營軍充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朘軍食而供之，家丁盛而軍心離矣」 ，家丁役使衛軍又騎軍士之馬，反而使普通軍士離心，雖然北方將領盛行厚養家丁，戚繼光並不苟同，視為陋習。比如嘉靖年間的榆林鎮以戰馬精良著稱，但卻發生過「將臣縱使家丁強奪軍馬，名曰搶允(兌)，遂使軍不愛其馬，一歲死者至萬七千匹」 的情況，反因此大量折損良馬。所以徐日久在《騭言》卷十六〈禁抽兌〉裡便強調：

「各路參將有馬官軍，多被鎮守官掣入鎮城自衛，及家丁恃強，每從各堡兌騎，致有疲損，仍還本軍，困苦賠累，無可控訴，宜嚴加查禁。各路各堡，俱酌量衝緩，定設戰馬若干、哨馬若干，鎮守官毋得變亂掣入。家丁出邊，止許自乘己馬或本營馬，不得兌騎各堡馬匹，違者問罪。」

可見家丁為了維持自家戰力，常有強迫一般騎馬官軍兌換馬匹騎乘的事，不時得嚴令禁止。其實陣上獲取馬匹，理論上也是不能私自販賣的，《皇明世法錄》卷四十七所載兵律便有一條〈私賣戰馬〉，謂「凡軍人出征獲到馬匹，須要盡數報官。若私下貨賣者，杖一百。軍官賣者罪同，罷職充軍。買者笞四十，馬匹價錢並入官軍。官軍人買者勿論」，邊疆上搶掠蒙古人馬匹拿來販售，買馬的軍人固然不論，賣的人若被揭發，可有罪受。家丁維持戰力的辦法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強換自家人馬匹也屢遭禁止，雖是區區幾匹馬，怎奈國法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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