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閒聊] 為何日本武士可以 中華武俠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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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庸版主
電視 返校 編劇
有此省思

武俠：消逝的武林】
超級英雄的霸業顯然不會那麼快消散，西部片在五零年代開始沒落之後，還是經歷了好幾次的復興。畢竟如一開始舉例，超級英雄片的創作者非常自覺地將商業類型與當代的價值觀結合進行辯證，才能真正與文化進行深遠的對話。

但對我來說，超級英雄與西部片的類型變遷，帶來最重要的啟發，是用來印證武俠的道路。

武俠和超級英雄一樣，是一群擁有超凡能力的非常人的故事。他們許多的能力比起超級英雄不惶多讓。《蜀山劍俠傳》的劍俠們能夠飛昇成仙，飛劍殺人，黃易故事中每每都是能夠製造黑洞，超脫輪迴的神功絕藝。而他們也身負著類似超級英雄行俠仗義的使命。

同時，和西部片一樣，武俠也是侷限在特定時空、特定文化的產物，套句金庸所說的：「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環境（中國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中的遭遇」——除去「中國」兩字，這段文字的古代、沒
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和西部片那個快意恩仇的不法之地何其相似？

但所差者在，武俠沒有文化霸權的全球行銷，因此無法像西部片一樣走向世界。也無法像超級英雄一樣，和當代文化相思辨，因此逐漸走向式微。

武俠為什麼沒落，要怎麼新生？這是我關心的問題，而我想先問，武俠的精神核心到底是什麼？

《英雄》談的是秦始皇統一天下、《黃飛鴻》系列多談清末民初新舊交替的陣痛、《葉問》總是在和洋人打架、《精武門》更是用中國功夫教訓日本皇軍。回顧金庸的故事，幾乎也脫不開現實世界中的國族、政治鬥爭。紅花會、天地會是反清復明、郭靖誕生自國仇家恨，最終領悟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國族信念。蕭峰困於血緣與身分認同，張無忌是明帝國前身——明教教主，並與蒙古郡主相戀。而胡金銓的《龍門客棧》，也是明朝宦官奸臣迫
害忠良的故事。

在我看來，武俠探究最多的，其實是國族與政治的衝突，尤其著重在中國近代，與多國交手之後低落的民族自尊心，是整個民族療癒的創傷症候群。或許在過去這樣的主題是行得通的，但是對於當代觀眾而言，這還是我們關心的問題嗎？現實中的漢族，還是那個備受帝國主義欺壓，需要重建自信的弱小民族嗎？

如果武俠的「漢民族被欺凌，國家內憂外患積弱因而受辱」的核心精神不再引起當代共鳴（至少在台灣），如此侷限的視角也無法推廣到文化圈外，那最終就會和「殺壞印地安人，保護好白人」的傳統西部片一樣式微。

當然，這樣的課題不是沒有人意識到，如同義大利人對西部片進行的改革一樣，古龍之後，他刻意將武俠故事剝去中國國族的脈絡，進行抽象化、浪漫化的處理。這是敏銳的他意識到的改革，也因此他的小說和《狂沙十萬里》那種一人一馬行於天地的悲愴與孤絕的氣質如此契合。而王家衛改編《東邪西毒》時、徐克改編《笑傲江湖》時，也不參考金庸原本的脈絡，進行極為浪漫的自由改編。這樣的視角，確實為武俠帶來了新的活力。

或者，如同徐皓峰進行的回歸，將幻想的武俠要素撇除，演繹一個活在塵世的武者，而非高來高去、通天徹地的大俠。

將武俠脫離國仇家恨，在架空的江湖進行著非寫實的浪漫鬥爭；或是將武俠的架空元素撇去，還原一個凡夫俗子的真貌，都是承接武俠衣缽的後繼者，做出的努力。

而另外一種改革，則是更具有比較文化視野的。李安在改編《臥虎藏龍》劇本時，做了一個有趣的工作。首先由台灣編劇進行第一次的改編，接著翻譯成為英文，進行第二次的改編，最後再翻回中文，進行第三次的改編。兩次翻譯的過程中，自然會脫去那些限縮於中國文化的枝葉，只留下能夠引起跨文化共鳴的普世價值。所以在王度廬《鶴鐵五部曲》當中，江湖仇恨、武林爭霸、禮教之防這些元素都被淡化，最為強而有力的主題，是玉嬌龍追求自由的渴望。因此也獲得了廣泛的成功。

這些改革，從「減法」出發，都有效地為武俠尋找新的道路，希望有朝一日，如同《與狼共舞》這樣直面白人罪惡的武俠作品，能夠出現，那或許武俠，又會找到能夠真正與當代社會和自身脈絡對話、批判的核心精神。最後，超級英雄是否會葬送電影的未來？西部片是否就只能做為歷史陳跡？武俠片能否從沉寂中找到新生？我想，答案永遠只會有一個：能夠開創未來的，只有將感動延續、超越時空的好電影，以及充滿熱情的電影人與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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